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效率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心城市趋向于服务专业化,而中小城市趋向于制造专业化”的功能分工格局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形成,并正逐步得到强化。通过将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与全员劳动生产率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功能分工格局有助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活动的效率,其中,服务功能专业化促进了香港、澳门、广州、珠海、江门和惠州6个城市的经济活动效率,制造功能的强化促进了东莞、肇庆、佛山、深圳和中山5市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未来有必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实施基于城市群的空间开发战略,建立城市群产业发展规划协调机制,提高城市群要素统筹配置以及跨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但粤港澳区域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跨境合作,这与国际典型湾区和国内主要城市群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笔者在对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基础和障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异质性制度下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实现要素跨境顺畅流通、区内营商规则对接、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作为一种成功的异质性跨境合作模式,欧盟基于要素便利流动、市场体制接轨、多层治理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湾区市场体制对接,消除要素跨境流通障碍,强化湾区跨境政策协调,形成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基于聚类分析的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协调发展研究

港口作为拓展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设施及面向全球发展的基本支撑,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11个港口作为港口群且以该群为研究对象,选取港口与港口腹地相关指标,运用层次聚算类法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中的港口进行聚类分层,并且依据分析结果,层次划分各港口,明确定位各港口,从而提出协调发展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产业发展比较研究

近年来,广东省与港澳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广东省制造业正面临高速换档期,亟须注入新动能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港澳地区也面临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产业竞争力逐年下降、服务业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研究粤港澳各地产业特色,明确其分工定位对促进广东省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提升港澳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进一步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分别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与区域内各城市产业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港澳地区无论是人均GDP还是服务业占比均高于珠三角9市,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牵引作用;珠三角9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仅依靠传统制造业已不能维持区域内经济高速增长。再以区位熵为指标对粤港澳三地各产业竞争力进行衡量比较以明确各地的分工角色,并对未来加强粤港澳深度合作提出一些建议。     

产业集群、城市群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经济呈迅速增长趋势。其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之间协同发展产生的作用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探究三者间的关联性,采用实证分析法,基于面板数据搭建模型,借助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越强,其区域经济越发达;增加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增强二者的互动联系;在其互动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之中,城市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     

以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自由流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在新时期的特点与变化。习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也提到,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从现实情况中,我们看到,广东省2018年人均GDP为87096元,其中珠三角地区为131774元,远超过广东省的平均水平,但粤东西北的人均GDP仅为32339元,甚至低于全国人均GDP的64520元,足以说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区域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广东省能否实现经济全面、高质量腾飞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构想的提出与落地,以湾区建设为契机,通过人才自由流动,为省内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活力,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机遇。因此本文试图从人才流动视角出发,分析广东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及其产生原因,并据此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形成了相关政策建议。     

深圳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和发展引擎,其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了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相关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引力模型、比较优势模型等,从经济引力协同度、产业结构协同度、人才比较优势协同度、和营商环境协同度4个方面创新构建了深圳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综合协同发展指数模型（CDI）体系,对深圳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各相关城市的协同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旅游发展研究

发展广州、深圳、香港等几个地区的邮轮旅游经济是建设"9+2"世界级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手段。为了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旅游发展状况,本文分析了大湾区邮轮旅游市场发展的三个历程,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市场在2016年已经进入了发展期。随着"国际邮轮港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被提出,大湾区邮轮旅游迎来重大机遇,但广深港三地的四个邮轮母港群之间的融合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在大湾区邮轮市场特色不明显、港口众多的情况下,发展邮轮旅游需要建立邮轮港口竞合机制、创新产品分销渠道和发展邮轮旅游新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区位熵、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促进大湾区经济增长,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同时,大湾区建设形成的"吸虹效应"明显,引致周边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大湾区集聚,不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金融的具体表现来看,银行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突出,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在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配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

以2009—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可通过提高企业竞争这一路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产业和制造业产融协同集聚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加剧产业内部企业创新竞争,带动区域创新发展,且金融业在创新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指出应鼓励区域企业创新竞争,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保障。     

论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衔接

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之间的规则衔接,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能否更好融合发展.推动规则衔接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些经验,这些做法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可选模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优化完善.可考虑的思路有三个:一是填补规则空白,建设有利于实践的趋同体系;二是三地规则标准应就高不就低;三是在保持原有规则差异的前提下,内地小切口放宽重点领域的政策.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互转互认、单向认可、畅通法律要素流动、联营合作、探索区域协同立法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探索优化路径.     

探析东京湾区建设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启示

推动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出发,通过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以及对东京湾区发展路径的分析,为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互补协同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存在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但当前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障碍,行业同质化竞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3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组建"中央政府"牵头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委员会;促进和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找准各自定位,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人员的自由流动的对策建议。     

RCEP下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思路

RCEP协议的签署,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产业链一体化、区域协同创新以及制度协调发展等方面带来新的机遇.大湾区经济基础雄厚,开放型经济优势明显;城市间产业优势突出,互补性强;基础设施完善,物流能力国际领先;粤港澳三地经贸地位差异显著,合作空间大,具备一体化发展的良好现实基础.在RCEP框架下,大湾区应消除区内壁垒,持续推进市场一体化;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区域产业链重构;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对标RCEP协议,加快实现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实现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