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邻近省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份生产数据的验证

因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地区会获得生产和出口的优势,这个效应被称为本地市场效应.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方法,本地市场效应已经成为解释区域间贸易和产业区位选择的新路径.在对中国若干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区域层面上同样存在着本地市场效应.若将选择样本的邻近省区市场考虑进本地市场规模,会使得本地市场效应缩小.因此,地区的发展不仅应考虑要素资源的投入,也应加强本地市场潜力的开发,加强地缘经济关联,扩大市场规模,以吸引相关产业向本地区转移.     

高速铁路建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一个实证

知识和创新溢出存在空间壁垒,高速铁路能打破区域空间阻隔,缩小时空距离,促进以知识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构建200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区域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研究高速铁路建设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速铁路建设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东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影响不够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起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高速铁路修建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打破了区域阻隔,有助于增进知识溢出效应、加速要素流动,对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证实在中西部地区建设高速路具有正确性和必要性。     

本地市场效应、比较优势动态化与地方中枢型产业的选择

空间经济学理论表明,基于市场规模的产业本地市场效是新的比较优势的源泉。从产业本地市场效应角度考察我国区域间产业发展,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大小,即“超常需求”的大小,发现伴随规模经济的“本地市场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产业空间结构的现象。根据产业本地市场效应,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培育主要产业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途径之一,是未来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技术引进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1996~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探究国外技术引进、国内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结果发现:因研发活动多集中于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可有效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由于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国内技术引进和国外技术引进对处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化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国外技术引进能有效提高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国内技术引进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的表现不同,应根据各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技术发展策略,以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了对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担忧。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1999—2019年行业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且对沿海地区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可以通过下游产业关联显著促进本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对于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均是如此。但对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上游产业关联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制造业成本效应

基于可变成本函数与外部性因素分析框架,本文采用中国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似无关回归(SUR)实证分析中国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成本效应及其行业溢出。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对制造业产生的成本效应大于本地基础设施的成本效应,且东部成本弹性高于中西部;基础设施地区分布不平衡导致其网络效应降低,存在产业竞争地区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和市场稠密溢出导致本地制造业边际成本提高和要素投入减少;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成本效应还取决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中国对外贸易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假设前提的验证

利用计量模型对中国与32个伙伴国或地区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所有商品和细分类别商品的双边贸易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式;一些重要贸易伙伴国与中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现象并不突出。通过对贸易成本、规模经济程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对本地市场效应影响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三者对总体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贸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分别对2类和7类商品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有显著影响。     

中国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两位数出口数据研究了我国出口企业地理格局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2000—2006年多类出口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有所降低,其中原材料类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下降较大,劳动密集型次之,技术密集型产业下降较小甚至稍有增加。从城市尺度看,这一阶段出口产业的空间扩散效应明显,2000—2006年原材料类产业从中西部城市转移到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城市群外围城市扩散。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于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空间扩散表现为由珠三角核心城市向长三角核心城市转移。2007—2011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在出口中的比重明显提升,最终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群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通过计量模型初步发现,新贸易理论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区位选择及空间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本地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获得出口优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除了受到本地市场规模的影响外,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还受到了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影响。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会挤出出口企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开发区政策等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但地方政府税收力度过大会降低出口企业选择该地的可能性,并阻碍出口企业的发展。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从定量角度分析高技术产业相对转移规模和转移特征，并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产业转移能否提升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并在局部地区存在梯度转移特征，不同子行业转移和集聚趋势存在显著差异；产业转移能显著提升承接地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各行业产业转入对纯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说明产业转移主要通过纯技术效率促进承接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How local leaders matter: Inter-provincial leadership transfers and land transactions in China

We study how local leaders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by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exogenous transfers of leaders across China’s provinces on land transactions in the primary market. We find that new provincial leaders attract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land from the provinces of their previous positions. The leaders’ impacts are greater when their freedom to deploy their business connections in the land market is greater. More importantly, we find evidence of positive impacts of land transactions on economic growth, which should bode well for the careers of the local leaders, albeit there is some evidence of rent seeking among official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too old for further promotion.     

产业升级中的本土市场规模效应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本土市场的互动效应、市场规模的诱致效应与本土规模市场的终端需求效应能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互动效应能够引导产业升级的需求发现,需求发现通过市场规模的相互催化为产业升级提供运营支持,终端需求效应通过参与式合作有助于发展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能力。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产业升级应充分利用本土市场规模效应。这就需要建立正确的市场激励机制、加快本土市场发展,鼓励本土企业根植于国内经济的创新,推动本土企业与外来资本联合研发等。     

后危机时期中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思考

金融危机以来在内外环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迹象.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鉴东南沿海省份及国外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路径,承接好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调整结构,抢占市场.采取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行业的同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现实国情、省情出发,寻找中西部省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努力实现超越传统的代工和低端引进外资的路径.     

农业、工业、服务业增长对国际贸易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的发展必须以国内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长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和服务业的年增长率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影响不大,而工业年增长率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显著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发展优质、高产、高效、集约化的农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向循环和集约型转变,积极提升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制定服务业外向型发展战略,以人才和创新推动服务业的国际参与能力的提高,以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西部地区工业竞争力非均衡差异分析

对西部10个省级区域的工业竞争力进行分析评价发现,西部地区出现非均衡发展,四川、云南、重庆和陕西的工业竞争能力的综合得分较高,均为老工业基地,较强的区域也存在非均衡差异;宁夏、甘肃、贵州、青海、西藏以及新疆的工业竞争力弱,属于内陆高原省区,工业经济规模小,工业化程度较低。应有针对性地实施发展规划,以带动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     

股票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3~2006年的面板数据,先后采用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方法对股市融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股票市场发展初期融资规模和效率的制约会影响到股市融资对资本积累的作用程度,本文构建两类样本,分别对两类样本中的股市融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股市融资对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这不仅证明了资本积累是股票市场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而且还为深入把握股票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路径与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出口强度、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出口企业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影响

现有研究关于出口企业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的检验常常忽视企业的微观特征。本文通过对中国大样本微观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表明：国内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的静态优势,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总体层面上,出口企业存在自选择效应,并且这种自选择效应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资本密集度企业均存在。在考虑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情况下,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同时进入国内外两个市场,表现出自选择效应;而低生产率、高出口强度的企业选择进入国外市场,不存在自选择现象。,此外,短期内持续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为负,并且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学习效应稳健为负,怛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出口学习负效应能快速扭转为正,出口强度低于50％的企业学习效应显著为正。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Banking Structure,Marketization,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Regional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gional banking structures in China and their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Using a panel of 27 provinces and four directly controlled municipalities from 1997 through 2008, we find that the presence of large banking institutions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local markets and that this negative relation is driven mainly by participation of large banks in the short‐term loan market. Rural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contrast, are found to promote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Moreover, large state banks facilitate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concentrated markets. When we interact measures of banking financing by state banks and rural banking institutions with a set of provincial‐level marketization indexes, we find that extensive marketization, fact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sophistication of legal frameworks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large state banks on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provinces with advanced market development, efficient factor markets and favourabl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ural banking institutions on small business growth is even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