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并且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农民增收。（2）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来看，均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3）从作用渠道来看，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3）从异质性检验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河西地区作用效果最强，陇南地区最弱。基于此，提出应加快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等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网络化、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成为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均存在着"U"型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U"型曲线的最低点之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当其跨越"U"型曲线的最低点之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金融资源空间布局,加强跨区域合作,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货币政策、农村信贷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时变分析框架下的研究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利用MCMC方法和TVP-VAR-SV模型,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展了金融系统的效率和普惠性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强,货币政策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和第一产业产出的短期效应均大于中长期效应,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传导货币政策影响第一产业的产出效果不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在辽宁省农村地区深入发展，对提升辽宁省农村地区经济具有重要推动性作用。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辽宁省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作出总结，有效推动农民收入增加，进而助推辽宁省乡村振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场竞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与普惠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与比较

本文基于修正后的霍特林模型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及金融市场竞争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说,结合中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以此测算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引入金融市场竞争、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滞后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利用2010~2014的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及其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并区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金融市场竞争水平越高的区域,这种影响越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交通便利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保险发展水平等因素均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别。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新疆经济增长——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分析

金融发展在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首次采用有向无环图(DAG)技术对SVAR模型进行识别,并利用基于DAG的预测方差分解考察了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结果表明,新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FDI的吸收,从而推动新疆经济的增长,且这种溢出效应高于外商直接投资单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当努力推进新疆金融市场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作为FDI技术外溢效应推动器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贷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竞争与农村产业融合

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势头强劲,随着数字金融普惠性的增强,其将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农村产业融合进程;从具体业务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业务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支付业务次之,保险业务的推动作用最小。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传统金融市场的竞争越激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越强。基于此,本文围绕如何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进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新业态，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设计完整的检验策略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在分区域、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中均成立，但缓解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充分。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性和低成本的优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比城镇居民更高的增收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具备并且扩大了传统金融和转移支付的功能,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概念以及内涵出发,整理分析了两者的研究现状。同时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乡村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解释变量时的影响效应,进而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水平建立起联系,提出进一步探究两者关系的假设,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支农的理论和实践,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基于2011—2021年河南省17个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14软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显著影响,并且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存在异质性。提出了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等建议,为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农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基于2011—2021年河南省17个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 14软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建设、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等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为研究对象,测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进而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度,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而乡村振兴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其次,两者耦合协调程度逐渐向有序、协调的高水平阶段迈进,空间上呈“东高西低”。最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正向溢出效应明显,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推动两者协调发展。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业财政投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