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与发展：总体特征与质量测度

双边投资协定(BITs)是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国际制度，在保护外商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探究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逻辑有利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分为谨慎探索、趋向自由与平衡发展三个阶段，主要特征表现为：签订时间较早，内容相对陈旧；缔约国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差异性明显；协议异质性显著。文章在计算中国主要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指数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双边投资协定质量特征，进一步提出了高质量推动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发展的建议，包括：签订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提高双边投资协定内容的灵活性，面向不同国家制定差异化策略；推动企业积极利用双边投资协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推进高质量双边投资协定签署与生效，促进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投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评价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的视角出发,总结了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包含征用与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的政治风险评价维度;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引入"对华限制"指标和"对华负面情绪"指标,构建了基于"中国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建立了以熵值赋权法为核心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并运用模型和方法对146个国家在2009~2011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与方法契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     

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评估与防范

从近几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来看,政治风险已上升成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风险之一,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对东道国政治风险有新的认识。本文整理出了新时期对外投资东道国政治风险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并采用专家风险评估方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进行假设评估,最后分类总结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避政治风险的对策措施。     

“逆全球化”探源:基于双边投资协定深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根源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首次利用贸发会议“IIA绘图”数据,构建涵盖101项关键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深度评价体系,测算了全球2539份BITs深度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区位优势和母国所有权优势是决定BITs深度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东道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区位优势对BITs深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母国资本、技术和制度质量的所有权优势对BITs深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母国资本和技术水平对BITs深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道国劳动力资源对BITs深度的抑制作用增强,母国资本和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导致世界经济呈现“逆全球化”趋势,提高母国制度质量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现状及优化策略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还适用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交通投资研究。在海外投资中,对当地交通投资一般倾向交通硬件基础设施的前期投资,以换取该交通线路经营权的方式收回投资并获取一定收益,投资的方式与方向决定了海外相关交通投资中必然会遭遇一定的政治风险与经营风险,尤其是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风险与经营风险的等级比较高。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需要全面考虑将要面临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等级积极制定相应的规避措施,以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遇到重重困难和问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外部问题。在新时期如何深化企业对政治风险的认识、加强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遭遇的政治风险类型,探讨了政治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避政治风险的对策措施。     

东道国国家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基于EIU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EIU国家风险模型的数据,对中国对外投资中17个主要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来看,东道国汇率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他细分风险项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说,在直接影响方面,东道国的汇率风险会刺激东道国居民对币值稳定的人民币的使用和存储偏好,而银行业风险则会抑制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建设,东道国国家居民和中国居民对国家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间接影响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其他风险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前大部分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偏向获取资源,但对资源的需求仍会受到汇率波动、主权风险和银行业风险等的一定影响。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     

中资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

自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双方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近年来双方也加大了投资领域合作的步伐。但是根据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投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在投资印尼的国家中排名第十位。从以上投资规模和排名来看中国企业对印尼的投资必定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了解印尼存在的政治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以确保投资利润和目标的实现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信保发布2013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近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发布了2013年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3版）（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选取了全球102个与中国关系密切、合作前景广阔的重点国别,从政治风险、经济贸易风险、商业及投资环境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总体风险评估等方面全方位评估这些国家的政治、经贸、投资和法律风险。同日,中国信保还发布了对全球除中国以外的192个主权国家的风险参考评级。     

值得关注的日本企业“中国＋1”投资战略

早在2003年春,非典病毒肆虐的时候,一些日本企业界人士就提出了“中国 1(”China PlusOne)战略,意思是某家企业的生产或市场过分依赖一个国家会有风险,在投资中国的同时,还要在其他国家投资以分散所谓“中国风险”。当前日本关注的所谓“中国风险”除了两国政治关系因素外还有人民币大幅升值等等,进一步又提出某个行业的生产不能完全被中国所左右。印度是日本企业“中国 1”投资战略的首选国家之一,近期,日本社会加大了对印度的关注,媒体大量报道印度的各方面情况。对于日本企业投资印度的情况,我有关部门应予以关注,并及时地做好深入研究…     

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此外,二者在区位选择上比较明显的差别是,国有企业OFDI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并不敏感,甚至倾向于进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则有很强的风险规避意识,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     

国家风险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特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三流入我国香港地区、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进而使得上述三个地区所在的亚洲和拉丁美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区域。然而,由于我国香港地区、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国际避税港的地位,使得在这些地区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国家风险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集中区域应为亚洲、非洲和欧洲。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投资风险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因素很多,如政治、金融、技术、文化、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风险。建立对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将风险意识渗透到企业对外经营的各个环节,力求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治理措施。     

中国企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及防范对策分析

由于对复杂的境外投资经营环境的认识不足,以及我国企业自身管理决策水平欠缺,致使中国企业在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遭遇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多样风险,部分企业投资活动损失惨重。因此,如何帮助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科学分析及应对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学术热点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和防范措施进行分析。     

对外投资中的国家风险防范

国家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国际投资活动过程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所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在国际投资活动中,一旦东道国出现较大的国家风险,往往会给海外投资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使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难以正常进行,或在政策和法律方面受到歧视,甚至整个企业资产被征用或没收。我国目前对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尤其要重视研究和防范国家风险,尽可能将这种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