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论欠发达地区资本下乡与农民市场意识的养成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农民市场需求面临新时代变迁,农民与资本的互动成为时代前沿,但在欠发达地区农民市场意识发展缓慢普遍,究其原因是长期观念落后与发展需求薄弱的制约。而当代乡村振兴需多方合力共治,推动资本下乡与农民市场意识良性互动是实现农民价值的未来方向,是实现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界定，重构了中国整个社会生活，在中国乡村，农村生产经营机制转变，政社合一的公社消失，村民自治确立，这些变化与乡镇工业化进程一起推进着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乡村政治社会化也由意识形态的纯政治化参与转为更多的利益型参与，农民的参与化程度普遍提高。农村的体制改革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农民社会分层、政治交往、政府与农民的相关性（政府职能）、发展模式、农村组织等方面引起深刻变化，这些改变着农民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源，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只有深入分析改革带来的这些因素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当今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而提出解决今后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     

从西方农民弱势地位谈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文章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应当对农业资本和技术重组带来的规律性问题加以防范,发挥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优势,增强基层政府的农业社会服务功能,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实现乡村振兴。     

政府引导下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的法治路径研究

社会资本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目的在于通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资本与农民互利共赢。尽管我国目前出台、修改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对引导社会资本下乡产生了促进作用,但资本下乡仍面临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缺失、政策性风险、营商环境不佳和农民契约意识不足等困境,导致资本下乡乱象频出。政府在社会资本下乡、优化农村营商环境方面具有积极的引导推进作用。以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为基础,分析资本下乡的困境,结合国外政府解决资本下乡实践的有益经验,对推动我国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提出针对性的法律建议。     

数字化背景下农民电子商务创业的机遇、挑战和现实路径

“三农”问题向来是国家及政府关注的重点,农村要发展、农业要进步、农民要富裕则成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体现。新时期,产业发展会在数字化背景下展现出崭新的机遇,同样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也展现出勃勃生机。农民可以充分挖掘数字化背景优势,通过电子商务创业实现致富,为解决“三农”问题、助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新理念、新动能,为世界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兴起,并以其组织的感召力、产品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吸引力,汇集和带动了大批农户,积聚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并成为乡村治理新兴的主体.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凭借其经济影响力,渗入到乡村政治生活中,在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同时,也改变着乡村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和运行方式.本文通过实地调查...     

秦皇岛市乡村旅游开发对当地农民就业的影响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城市化和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时,有必要探索新形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新思路.在秦皇岛市旅游市场趋热的今天,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旅游休闲场所,而且还可以为当地农民提供新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为促进秦皇岛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旅游的资金投入力度、注重乡村特色的统一规划,农民要转变观念、不断学习.     

打造农民增收的政治保障

农民增收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因素不仅是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而且在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能仅靠经济手段，还必须要有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要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智力支持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富裕的基础上，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的全面发展。     

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基于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市场化和农民城市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传统乡村秩序逐渐解体,乡村社会活力渐趋衰退。老年人日益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这一现象定义了乡村建设的需求和空间。农村老年人协会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需求,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实践,笔者发现老年人协会建设的资源输入、村庄本位、组织动员和文化导向等机制激发了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和农民的主体性,承载了乡村建设的意义。老年人协会不仅增进了老年人群体的福利,还辐射至村庄社会,促进了村庄社会整合与公共秩序再生产。因此,农村老年人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心化和老龄化导致的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和文化生活凋敝,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奠定了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因此,需要正视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从农村老龄化和经济空心化的基础出发,坚持底线思维和农民本位,探索符合农民主体需求的乡村建设道路,这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已成为中国政府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探讨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两种行动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涵义。快速的市场转型使得农民"家庭利益本位"愈加彰显,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异化"所造成的"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不断凸显,最终致使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与政府的行动逻辑出现了错位和偏离。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就是重建"乡村共同体",拓展民间自组织的参与空间,强化村级组织的管理与组织功能,并以此推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创新。     

功能性扫盲教育对促进农民市民化发展的意义

现代社会的文盲主要表现为功能性文盲,功能性扫盲教育是传统扫盲的延伸和发展。功能性扫盲教育对振兴乡村,促进农村民主进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自我发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是促进农民市民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实施功能性扫盲教育应强化政府作用,拓展功能性扫盲教育范畴和内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

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农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农民组织化是以一定的组织方式来行动,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状态和过程。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稳定和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需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农民是农业农村中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精神保障。本文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薄弱环节及加强完善的措施，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推动农业农村更好发展。     

农民观念中的乡村发展及其公共性问题——关于发达地区乡村农民的田野调查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含义

本文选择了上海这样一个发达地区的中远郊区作为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地点,以统计分析的方式对市场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公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评价乡村进步的标准上,农民尤其突出了农村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而社会广为关注的经济收入增长并没有被农民优先考虑。政府在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但在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却明显"缺位"。市场化和乡村发展在引发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消解上述问题的"积极因素"。政府政策响应的内容通常也是农民呼声或愿望表达最强烈的方面,例如对农民的收入、就业、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关注最为突出,农村环境治理次之,而社区文化和公共精神生活则容易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政策所"遗忘"。所以,新农村建设政策倾向于响应农民最关心的、最显性的问题,而农民忽视或感知不强烈的隐性问题通常在政府的政策议程中缺乏重要的位置。     

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资本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动力的同时,也对乡村治理体系提出挑战。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调查,发现与农民有社会关联的资本下乡进展较为顺利,有助于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的回流,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但由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拥有深厚社会基础的资本容易嵌入乡村治理结构内部,形成资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使农民面临多重风险,不利于资本下乡和村庄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有效发挥资本下乡振兴乡村的作用、实现资本和农民的合作与共赢,应从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三个主体层面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及途经探析

农业的弱质性使得"三农"处于弱势地位,这也是制约其发展的根源所在.通过对农民现状和"三农"发展道路的分析,本文认为不论是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或者进行新的乡村建设,农村的组织化都是其中发展的核心问题,它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三农的快速发展.而实现农村组织化必须注重乡村"乡土精英人才"的培养.     

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与农村社会稳定——现状、作用、内容与方法

公民概念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公民意识的养戍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民的公民意识薄弱,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加强农民公民意识教育,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扩大政治参与和推动改革发展,维护、巩固和强化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保持稳定,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淀了现实基础.教育是农民公民意识培养的重更途径,实施农民公民意识教育,家庭、学校、社区、媒介和政府都应有所作为.     

引导社会资本“源头活水” 浇灌乡村产业振兴之“花”

正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乡村产业振兴,社会资本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下乡,乡村有需求,资本有动力,发展有空间。但受农业领域要素供给不足、乡村产业效益偏低、金融保险服务滞后、政策波动较大等影响,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产业的积极性不足。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全年农业农村工作目标,建议从四方面着手,打通社会资本下乡的堵点。围绕重点产业靶向引入。结合当地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发挥资本、技术、信息、市场等优势,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     

农民集体发展权：中国农民实现发展的权利基础

近年来，中国的“三农”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但是，事关“三农”领域的发展问题仍然对乡村振兴有所掣肘，农民尚需通过集体的力量追求美好生活。而且，当代中国的农民集体诚然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农民组成的农民成员集体。所以，为了促进农民获得更好发展，有必要以发展权为根基建构起农民集体发展权，农民集体发展权是农民集体在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主张协调、均衡、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正因如此，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三治”有机结合、优化“后脱贫”时代农村社会保障供给是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具体实现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