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新古典理论的自闭倾向早已遭人诟病,去过程化、去动机化并且和社会性的制度不接洽的理性演绎模型确实可能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但是,行为经济学挥舞着“不现实性”的大棒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是否就真的能够导向更经验、更科学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强调引入心理学知识来使经济学建立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的做法同其批判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采取的是一种本能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对待如何抽象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更看重形式化的逻辑,而另一个更看重经验现实。有必要将行为经济学对于新古典正统的挑战看成是一场经济学内部的对话的展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应有的学科定位、经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理论之间的界限、什么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任务的关于人的抽象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目前行为经济学表面上繁荣恰恰是以回避对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为代价的。     

超越新古典——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概述

最近10多年来，随着一些非主流新兴经济学科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一个新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本文对新兴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方面的创新进行了阐释，这种阐释有助于我们前瞻性地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理论创新思潮，从而缩短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差距。     

行为经济学:引领经济学的未来?

文章首先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四个阶段,并分别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其次,文章认为,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会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社会偏好理论则通过引入人的社会性,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从而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者。     

经济学理性的挑战与回应

二百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问世开创了经济学的先河，斯密所推崇的在追求自利过程中实现“经济刺轮奇迹般运转”的经济人也成为经济学的基石。之后，经过李嘉图、穆勒、门格尔、马歇尔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锤炼，经济主体假定由经济人上升为理性经济人，也可称为理性人。     

从新古典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来，作为微观经济理论延伸的贸易理论一直在新古典传统下演进和发展。尽管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代表了一股长期以来对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满的暗流，但总的来说，它也只是在新古典传统内部修修补补，难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论价值的演进——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综述

价值论关系到资本本义生产的分配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客观效用价值论.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再无对价值的研究.本文主要使用归纳法,列举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几位代表人物的价值论观点,研究西方经济学中价值决定的演进过程.     

理性的韧性——对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哲学沉思

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而建立的经济学在各方面都受到挑战,其中主要的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不相关性和经济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两大问题。面对这种挑战,作为经济学新发展的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都对理性进行了新的诠释。博弈论通过扩张理性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的互动关系力图使经济理论更好地从可能走向现实;行为经济学力图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理性使经济学在面对经济现实时能有更大的作为。前者是使理性极度扩张,后者是削弱理性的刚性。作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是有一定韧性的,理性的扩张和削弱目的都是使经济学理论能直面经济现实。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殊途同归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经济学是有科学性的。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生态缺憾及其克服——经济学的语境范式视角

当前在经济学界居于话语霸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因无法克服其生态“无根性”的致命缺陷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经济不可持续的危机。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相融合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高度重视经济活动的自然和社会／心理语境，特别是高度重视人类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生态语境，即生态系统之根，把谋求经济发展与实现生态平衡结合起来，为克服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缺憾，进而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提供了较为可取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农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失败,发展经济学家便将注意力投向对发展中国家农民行为的研究,以图建立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于是,农民经济学应运而生.农民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影响.本文对运用新古典方法建立的农民行为模型作一介绍.     

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本文从隐含的“统一利润率”假设入手，分析了新古典资本理论中难以解决的两个逻辑“悖论”。就“单一产品模型”而言，新古典的逻辑是“优美”的，而一旦脱离单一产品的假设进入较为现实的“异质品模型”，新古典便会面临着无法摆脱的逻辑困境。产生这些“悖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在“分配是否影响相对价格”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也就是在“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对“统一和差别利润率”的探讨是解决新古典逻辑“悖论”的关键所在。     

历史归纳还是抽象演绎？——经济学中两大分析逻辑的历史演化与现实反思

在理论的推理逻辑上,经济学历来就存在着历史归纳主义和抽象演绎主义两种传统,两种传统一直在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中发展。一般地说,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而那些社会科学出身且具有渊博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为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然而,自社会科学各分支分裂之始经济学就日益偏重于抽象演绎的方法,并最终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相脱节,从而引起了一些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如配第、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人物。马克思从劳动理论、价值理论等方面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对其科学的合理的内容予以了肯定,也批判了它们的不足和缺陷,在这些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市场秩序与政府干预--哈耶克的解读及其对新古典的批判

哈耶克与众不同地跳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既定假设和框架，在截然不同的路径上解读了市场自发秩序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问题。哈耶克不仅避免了新古典长久以来在市场与政府这一核心问题上形成的悖论和困境，而且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批判了新古典理论体系中基础概念的缺陷和内在的矛盾，从而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意义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从“理性经济人”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根本观点

任何一种学说、理论不仅总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而且也总是同前人的思想、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也与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有着内在的联系。探究这种逻辑联系,对于人们充分认识“理性经济……     

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从经济学的性质和起源上看,涵盖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是其恰当名称;但是,自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政治经济学”一词就被“经济学”取代了。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传统的抽象思维越来越不适应新的要求,从而导致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重新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关注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制度。特别是,当前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机理与西方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更需要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     

经济理论该如何回应行为“异象”挑战——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

行为经济学研究不是要挑战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动者模型（BPC模型）,而是要改造和完善BPC模型。许多不一致的偏好和"非理性"的行为,只要加入情景因素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经济理论对人类行为"异象"挑战的正确回应,不是抛弃BPC模型,而是考虑偏好的情景依存性和进化心理机制对BPC模型进行修正和改造。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理论演进

社会保障系统通过社会与个体的风险共担，增进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福利水平，对就业、消费、投资均有显著影响。过去社会保障理论侧重信息约束和跨期决策下的机制设计，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有效的风险和成本共担，进而有效化解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但这些干预机制有可能会对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开始进入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新的理论试图从理性约束视角来理解社会保障系统的性质及其影响，并提出了全新的助推机制的设计理念与思路。迄今的研究发现，干预机制和助推机制各有千秋，通过合理的互补与替代，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保障系统的有效运行。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