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与创新投资

为理解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长短期投资错配问题，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和创新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公司特质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投资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且上述结果主要受到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驱动。在机制分析中，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非金融企业增加配置金融资产，但减弱其股东价值导向；同时企业金融化（金融资产配置和股东价值导向）对创新投资有显著负向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当前稳预期、重实体与促创新的政策措施应当采用系统性的思维考察，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与动态性。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政策冲击和契约执行双重制度变革视角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风险源,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亦是各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经济运行规则和执行措施的"混合体",其设立形成的政策冲击效应和契约执行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从自贸区设立这一事件产生的冲击影响出发,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的设立是否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动态检验发现其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利润率均等化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自贸区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显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内陆重点城市企业、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且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文章对推进自贸区增资扩容、推广试点区域有益的制度经验和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征税能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吗——兼论“脱实向虚”的另一条路径

近年来企业过度持有不动产的涉房投资倾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背离了"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文章基于土地增值二次分配理论，利用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了持有环节和转出环节税收对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为税基不能随房地产市场价值灵活升高，造成持有环节的房土两税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特征，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企业涉房投资；相比而言，转出环节的土地增值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进一步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的非对称反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前各地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操控，出现了相邻省份之间的标杆竞争现象，特别是省份间的竞低效应尤其突出，这对有效发挥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和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ownership on R&D innovation: credit relief vs. resource replacement in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real estate financialis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R&D investment using data of enterpris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yield five main findings. First, enterprises holding more real estate assets face more serious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us restrain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efficiency. Second, when the profit margin gap between entity enterprises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larger, enterprises are more inclined to transfer industrial capital in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us reducing R&D investment. Third, when the degree of marketisation is high, intensified market competitio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factor and product markets, and stronger patent protection will weaken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R&D investment. Fourth, monopoly enterprises obtain potential profits more than undertaking risks from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hold real estate, thus strengthening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innovation. Finally, investors' regional preference intensifies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R&D investment. Our empirical evidence can guide entity enterpris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balance short-term (non-productive) and long-term (productive) capital investment.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内部控制对曲线关系发挥调节作用,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曲线整体水平上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金融资产占比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与内部监督发挥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为实现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国地税合并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

文章将2018年国地税合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会导致企业总体债务规模显著上升。区分债务类型来看,国地税合并未促使企业增加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银行贷款,而是促使企业增加了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债务税盾效应假说,而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以及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债务规模的促进作用更为凸显,再次验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此外,文章还发现在国地税合并之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股利分配显著下降以及财务风险显著上升。文章结论表明,在国地税合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注意税收征管加强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约束,这对于现阶段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     

谁更能高效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商业领袖职业特征与企业创新决策行为

人是企业发展第一要素.在企业发展中,尤其企业创新活动中,核心领袖人物一直是企业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驱动力,更是推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驱动要素,不同视野不同层次的领袖在企业中发挥不一样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阶段,不同商业领袖更是把各自的优势发挥淋漓尽致,并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竞争激烈空前的今天,创新决定成败.举目全球,新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迈向商业化一直是创新体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由谁管理企业才能加速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过程?基于此,本文着重研究何种职业背景的商业领袖董事长更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相比于学者型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更能够驱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对于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而言更是如此.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特别的,研发背景董事长能在更长的一个时期内展现出对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从机制检验上来看,研发背景董事长较之于学者型董事长而言,更能够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和股票流动性优势,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也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尽可能减少这类不利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干扰、本文拓展了企业创新的研究,对于企业管理者的选拔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更对目前企业高管如何进行职业与学习规划有指引借鉴作用.     

股权制衡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基于盈利能力的中介作用

以2018—2022年中国A股非ST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股权制衡度、盈利能力作用于公司金融化时遵循何种规律。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金融化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盈利能力正相关,盈利能力在股权制衡度与公司金融化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