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引入知识管理与企业家导向变量,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情境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③相比于低水平企业家导向,高水平企业家导向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弱化知识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这一机遇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作用条件来看,高管风险偏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中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财务柔性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充满挑战的VUCA时代下,经济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影响到微观企业风险承担。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财务柔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该作用路径下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务柔性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成为常态化下,该研究以期为企业风险研判和管理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研究

随着数字化应用的不断深入,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在回顾和整理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作用类型,并从政策环境外部原因和企业管理战略等内部视角分析了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以及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产生何种全方位影响,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企业集团现金分布、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

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以子公司持现比率代理其现金分布情况,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现金分布对企业集团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现金分布与企业集团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现金分布越分散,其风险承担能力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越高,现金分布的分散度对提升企业集团风险承担能力效果越好。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企业集团如何分布现金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革新了生产要素体系、企业组织架构和生产模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从企业自身属性与外部时空差异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及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地,当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及自身加大研发强度时,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振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企业管理层应高度保持或提升数字化转型意识,地方政府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确保数据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