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着村民自治水平不高、政府越位干涉、乡村文化异化、村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升等诸多困境这一现状,应该从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理顺乡镇与村委的关系、完善乡村文化繁荣机制、提升村干部乡村自治能力四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工作。     

村干部向何处去——关于村干部“公职化”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通过对村干部“公职化／职业化”理论探讨与经验实践的述评,以及从评判村干部职业化的三个袁征：“村干部工资的来源及发放主体、村干部工作的流动性、村干部的职业生涯设计”和村干部职业化可行性的四个维度：“国家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环境、群众基础和组织机构环境以及村干部自身的基本素质”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传统农业型地区的农村,村干部公职化／职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并进一步澄清了经济发展与村干部职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发展是村干部职业化/公职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法律法规、民众政治生活习惯的协调发展。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新农村建设

治理作为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运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契合,也就是说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治理的困境主要存在于农村建设的管理与自治、村干部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以及村民的分散经营与集体认同的三对悖论中,因此,解决三对悖论,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无疑是克服乡村治理困境的关键。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

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资源输入显著提升了村干部主动性,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随着不同类型项目资源进村而凸显其异质性,其中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未能显著促进村民自治效果。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文章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引导国家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提供启示。     

新生代村干部的崛起及对乡村发展与治理的影响

新生代村干部对比传统村干部有着年轻化、知识化、阅历丰富化、时代化等特征。新生代村干部直接负责农村各项工作,对于农村发展起到引领、示范的重要作用,能帮助农村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的复杂形势,在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加速推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及开创农村发展新局面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提高新生代村干部物质待遇、逐步推进新生代村干部职业化、畅通选拨新生代村干部升职通道、加强新生代村干部约束监管,助力新生代村干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及功能

村规民约在我国农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融合了法治、德治与自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发关注,成为我国独有的社会自治文化。本文从村规民约的价值入手,深入阐述其各项功能,并就完善村规民约的提出了建议。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农民视野中的乡村治理绩效与农民权利实现

基于中国中西部地区三省227份农民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目前农民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评价普遍不高，主要体现在：干群关系不佳、村干部不能有效完成其基本职能、村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农民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等方面。通过三个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发现，共同且显著影响乡村干群关系、农民权利实现的因素有：村干部基本职能实现状况和农民自身权利认知程度。因此，在普遍推行乡村自治的后选举时代，如何提高村干部基本职能实现状况和农民自身权利认知程度应重新成为乡村民主建设的重点。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博弈还是合谋?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行为逻辑研究

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我国除城市居民自治之外又一项对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事务解决、集体经济平稳运转做了详细的制度安排,还将农村地区的乡村关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单元纳入了国家基本政治框架内,但由于起步较晚,基层自治涵盖内容过于广泛,发育平台缺乏健全的法制规范,农村地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权力结构和截然相反的主体行为逻辑。本文从村庄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从乡镇基层政府、村干部、宗族势力、地方势力、社团组织五个维度探寻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的内在机理,以期对乡村治理和基层自治提供有效的制度干预手段。     

以完善乡村内部审计改进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民自治在运行中出现的公款挪用、账目不清、私吞侵占等财务问题,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治理问题,影响到乡村善治及其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维护。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组织诸多财务问题的出现与其内部审计机制不健全相关。因而,欲改进乡村治理就必须完善乡村内部审计。     

关于“村干部职业化”的思考——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广东省东莞市推行的村干部职业化主要体现为报酬工薪化、岗位公职化、管理科学化、成长持续化。本文认为，村干部职业化顺应了农村改革发展形势，是农村组织职能转型的必然要求，是一种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而当前村干部职业化也面临着法律障碍、角色矛盾、传统思想、财政负担等诸多难点，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形成机制、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从制度上为村干部的职业化创造条件。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推进路径探析

"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要求,必须依靠健全的乡村民主治理体系予以支撑,因而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也反映出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变革,诸多基础性社会问题的出现制约了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因而需要准确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陈病旧疾"和新生问题,并探索"良善之治"以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农村审计思考

继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国家要富强,乡村治理是关键,只有筑牢根基才能又快又稳发展国民经济。在乡村治理中,农村审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中,农村审计是实行村民自治的有效手段。通过阅读相关文献以及实地调研发现,很多农村的审计制度并不完善,存在审计次数不够,人员紧缺、不重视审计结果等诸多问题。本文简要分析目前农村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相关问题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最后提出解决对策。     

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

"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对于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所创造的"引、放、议、评"四步工作法抓住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浅析战疫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策略——以江西抚州乡村为样本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的防疫工作。随着疫情不断发展,抗击疫情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增加了乡村的防疫难度,对村干部在疫情环境下进行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暴露了现代乡村治理的新问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通过对抚州乡村进行实地考察,梳理相关资料,简述了乡村治理的策略。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