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村社共同体的理论探究

组织起来的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村社共同体是实现农民再组织化,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和乡村自主发展的基本载体。当前村社共同体日渐削弱,从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乡村的主体性出发论述其在保护小农根本利益、完善乡村治理、实现乡村自主发展等方面具再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章在规定村社共同体理论前提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系统探讨其再造的紧迫性,然后在明确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从重识"三农"价值、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改革农村行政体制及加强农民教育等方面探讨其再造的路径。     

悬浮推进、工具理性与数字乡村建设转型

数据资本时代,挖掘数字红利以加速乡村发展是全面脱贫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数字乡村建设承载着这一目标应运而生。“国家—农民”关系视角下,农民主体性保障不足、被动性卷入的参与方式,以及陷入娱乐化与主体赋能的迷思,建构了数字乡村的“悬浮式”推进路径,由此造成下沉困境。这一困境滥觞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主体化,并进一步溯因至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目标责任的行为导向、农民能力贫困及主体性激励不足致使回应无力,以及政策供需错位压缩其制度化成长空间。为此,实现数字乡村建设本体性价值回归至关重要,这就要求践行人本主义数字乡村建设理念,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推动数字赋能主体激励内生化,同时从多个要素入手整体构建数字乡村发展制度。     

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路径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环境治理取得卓越成效,但由于成因的复杂性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乡村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为此,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委领导、地方政府主导、企业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环境治理共同体,是创新乡村环境治理体系、探索有效治理路径、解决环境治理困境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必由之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打造“生态宜居”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多方齐心协力、协同共治,还需要与时俱进,久久为功。文章分析了影响乡村环境治理的因素,总结了当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有效路径,以供参考。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农村污染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农村污染治理工作中自然地体现为坚持农民主体性。结合对农村污染治理全过程的规范化分析后不难发现,农民主体性可以归纳为参与的广泛平等性、程序的完备规范性以及最终结果的受益性。但当前农村污染治理实践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存在着导致污染治理异化的种种隐忧,而只有通过发掘新环保理念的农民主体性、健全法律制度去保障农民主体性,并以此凝聚农民主体力量才是破题的根本之道。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亟须破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意识淡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粗放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未根本扭转等现实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滞后、内生动力不足以及治理技术和成本较高是造成当前困境的主要成因。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强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创新农村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化体系等，从多角度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民族地区农民主体性发挥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以民族地区农民主体地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分析对象,探讨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必要性,阐述了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困境及建议,以便可以更好地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村生态治理关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攻坚时期,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显著,成为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薄弱环节。现阶段,农村生态治理仍存在村民治理意识淡薄、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欠缺、资金匮乏、制度法规有待完善等困境。针对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从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地方干部治理能力的强化、加大资金的投入、制度法规的健全4个维度寻找有效治理路径,寻求显著、可持续的治理成果,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良好条件、奠定坚实基础,建设美丽乡村。     

农民信息素养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体，其信息素养的提升对于数字乡村的推动和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冰山模型为分析视角，从“基础知识、专业技能、个性品质、动机态度”四个层面研究农民信息素养的层次结构，阐释农民信息素养分别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数字生态四个具体方面的建设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进一步明确农民信息素养与数字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强调农民信息素养提升的重要性，提升以信息知识素养、信息技能素养、个性特质素养、信息道德素养为表征的农民综合信息素养，可以有效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驱动乡村提高数字乡村的发展质量。     

身份的区隔及其转化路径——兼论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

村民自治的推行,由于确立了农民的主动参与,从而在某种程庹上开启了"农民成为公民"的门槛,但因面临"两委关系"、"乡村关系"矛盾等困境,农民的各项权利尤其是社会权利难以落实,从而难以完成农民身份转换的重任,需要进行治理结构的转型.村落社区建设以激活农民的自治性与群众性为主旨,以激发农民的主体公共参与为目标,以培育农民自组织为归宿,从而为架起农民身份的转换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路径.     

地方高职院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实践路径

本研究主要从合作治理视角下地方高职院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针对乡村人居环境改善调研基础之上,梳理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困境和问题,充分结合地方高职院校的治理能力和结构、专业和技术、产教融合、生态文明建设、人力资源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在“合作治理”理论框架下,就合作主体、合作模式、治理手段和工具选择等进行实践路径研究,并提出合作和解决方案。     

主体性视角下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政府主体性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的持续凸显反衬贫困农户主体性的不足。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物质扶贫的强化和精神扶贫的式微形成一定反差,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掣肘了乡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深度推进。须准确把握主体性视角下激发维持贫困农户内生动力的深刻价值,使其增强反贫困能力、融合内外部要素、强化发展性原则。村民政策需求与减贫制度供给错位、乡村主体性的消解弱化内生动力的持续、主体综合素质薄弱与思维系统缺乏优化等,导致贫困农户无法生成充足的内生动力。应以优化政策减贫制度供需关系、强化综合素质优化思维系统与乡村主体再造激发内生动力等,找出激发和增强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的有效思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积极正向的精神促进力量。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默顿的结构功能论为研究视角

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剧,乡村治理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从默顿的结构功能论视角入手,着重从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过程、内容、方式等方面阐述农村空心化现象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指出主体严重缺位、结构失衡加剧、民主流于形式是目前乡村治理中的三大困境。必须重视外源型建设、坚持内源型建设、建立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机制,应对农村畸形空心化问题,从而有助于实现农村的＂善治＂。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多元治理机制与优化路径——以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为例

构建和保护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控制性规划建设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政策性生态空间发展现实需要,多元协同治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市场、集体和社会组织在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治理体系中分别发挥着核心性、主体性、协同性和制衡性作用,维持着空间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针对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治理面临的生态、经济、社会各维度治理实效差异大,多元主体职能尚未完全发挥,各主体空间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困境,应建立多维度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治理绩效评价体系,以科学分工为准则厘清多元治理主体职能定位,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发展。     

协同共治视角下美丽乡村建设的逻辑机理与路径探析——以云南省M村为例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协同发展,既留住乡村自然之美,亦推动当地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义。云南省M村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难困境。构建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当地村民为本位、引入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引导游客助力的治理模式,能有效破解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困境。     

我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路径研究

为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更高建设目标,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显得更加紧迫。通过系统方法考察我国乡村生态问题,深挖根源,发现散发性污染问题背后是人才缺失问题,而乡村生态治理众多资源的缺失背后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针对问题,以专项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方式提出解决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要构建从法律法规到规章条例完整的生态治理全面法治化之路,注重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融合;二是乡村生态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村民农户、外来产业经营者和社会群众的积极性;三是乡村生态治理动力激励化,构建激励机制,促进治理效能持续发挥;四是乡村生态治理方式数字化,因地制宜完善数字化检测转化系统,乡村生态治理数字化融入乡村数字化发展、生态市场化运作和社区系统化治理,以更好应对地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

[目的]构建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振兴。[方法]文章分别从历史视角和组织视角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农村各类组织构成,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属性探讨了其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结果]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多项功能和价值,可以教育和引导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能代表农民发声,成为农村公共事务协商决策的重要主体;可以承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承载主体;可以调节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纠纷调处主体。[结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要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创新方式、完善法律等方面,加快推动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承担更多公共服务。(1)要转变观念和意识,重视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2)完善乡村管理体制,细化县乡政府与村级自治的职责和界限。(3)推动合作社规范发展,健全合作社民主管理。(4)推动购买服务方式,让合作社承担更多乡村公共事务。(5)完善法律法规,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