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化转型对A股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年—2021年财务数据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管理者能力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包括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者能力路径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经营效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系统性风险提升三条压力传导路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从发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多渠道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企业间数字化协同转型等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选取2009—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中内部控制质量和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施路径,还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专精特新”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领军者,是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1—2021年度“专精特新”企业发布的财务报告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上升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绩效;在作用机制上,转型程度的上升增加了企业营销与研发活动的投入,提高了动态能力,但企业绩效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文章揭示了在数字化转型探索初期,“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启发与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提高会计监督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审计师在信息收集方面的成本,进一步减少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收费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造业企业何以构建数字化能力?——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案例研究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构建数字化新能力,目前学界对数字化能力构建机制研究不足。运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究了数字资源基础薄弱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构建机制。研究发现：(1)不同阶段数字化战略与资源条件驱动制造业企业采取不同的资源编排组合,对应于工具级、流程级、组织级和生态级数字化战略,分别采取集聚式、协同式、整合式和赋能式资源编排组合。(2)差异化资源编排促进数字化能力的快速构建与发展演化,表现为单点突破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构建起数字化能力点;流程互联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与能力—能力复制机制,发展为数字化能力链;网络整合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与能力—能力拓展机制,演进至数字化能力组合;生态协同阶段通过资源—能力转化机制与能力—能力外迁机制,最终趋向数字化能力体系。旨在丰富数字化能力研究,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势力——理论机制与经验识别

借助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述和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基于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成效也受到管理层治理的影响,董事网络中心度水平、高管的海外和金融背景均能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势。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TOE框架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21家嵌入外部创新生态系统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组态视角选取“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IT基础设施建设、IT业务拓展能力、IT前瞻性能力、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制度逻辑差异均不构成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利用式学习为主导的外部环境驱动型、组织双元学习为主导的能力驱动型、能力—组织学习—外部环境内外驱动型三条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低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有两条,且与高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利用式学习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数字化转型的三条组态路径中,说明利用式学习对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基于NCA与fsQCA方法北大核心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数字化转型是塑造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如何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Python软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测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采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视角对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129家上市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及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外商投资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既不单独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也不单独构成充分条件;有志企业主导型、有为政府主导型、有志企业—有为政府协同型和有志企业—有效市场协同型4条路径可以促进中小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同时,导致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条;各要素在不同路径中发挥不同作用,中小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禀赋和所处环境,选择适合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实施路径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受制于技术匮乏、路径模糊等因素,大量企业的数字化探索以失败告终。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相关研究,基于“资源—能力—结果”框架描述数字技术、数字化资源与数字化能力的协作效应及其对转型结果的影响机制;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包含技术融入、数字变革和智能生态三阶段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刻画不同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环境要素、管理实践、效果及结果等。在此基础上,从概念内涵、内部协同、外部共生、治理防治、情景嵌入等角度讨论未来研究方向。     

高铁开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人工阅读,创新性地构建出企业进行实质性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高铁建设的契机,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教育水平较低、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地区更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吗

应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显著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充分的信息，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分析师和大众媒体的关注，缓解了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区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卖方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