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易地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湖北省十堰市龙韵村115户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对搬迁农户生计的改善情况,并通过移民农户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扶贫效果。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了农户生计策略,优化了贫困户整体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效果显著;(2)农户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均值为3.71,提升了贫困户的获得感及幸福感;(3)易地搬迁可持续减贫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需要防范返贫风险。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搬迁人地关系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土地是搬迁群众最放心不下的重要资源,也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如何维护搬迁群众土地权益,利用好“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以及相关后续扶持政策,是过渡期后续帮扶的重要议题。借鉴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阐释易地搬迁人地关系嵌入性理论意涵,在人地关系演化与治理机制创新的基础上,将土地权利保障和可持续生计重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为科学实施后续帮扶提供借鉴。易地搬迁人地关系实践是多元产权主体、多样要素禀赋和多重治理机制动态演化与辨证互构的过程,其理论意涵及其实践要义是构建有利于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其权利保障的政策体系,巩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提升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能。易地搬迁人地关系实践应当激活可持续生计主体内生动力,完善保障生计合法权利、提升生计经营能力;同时,人地关系实践还必须利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生计能力和权益保障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不同制度改革有效衔接起来;以多元化人地关系和多样性要素禀赋及其差异化实现路径为纽带,健全以生计能力和权利保障为导向的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完善搬迁群众深度参与人地关系实践的政策体系。     

如何提升易地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实效——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部分地区的村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战略工程之一,取得了重要成效。但由于基层政策执行偏差,部分地区有扶贫搬迁农户陷入"安置依赖"、"救济陷阱",或出现"搬而难富"问题。基于对易地搬迁地区村户的随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考察,发现相对贫困程度、贫困异质性及家庭特征影响到村户搬迁意愿、搬迁脱贫内生动力及其成效,制约搬迁的扶贫精准性与有效性。搬迁对外出务工村户的生计影响有限,对本地生产的贫困村户有帮扶效应。获得补贴不等于持久脱贫,单一的安置补贴降低了扶贫精准度并容易滋生救济依赖。因此,要改变"包揽"、"一刀切"、"唯补贴"的帮扶方式,扭转"安置结果至上"的政绩导向,设定补贴"弹性区间",规避"救济陷阱"。搬迁政策重心要由"搬迁"转向"脱贫",注重生产经营条件与就业机会创造,推动搬迁农户转型为有发展能力的职业农民或新市民。     

不同生计模式下六盘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研究——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目的]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耦合协调有助于全面了解移民的生计问题,对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后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甘肃省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2019—2021年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选取测度指标并计算各类移民的生计资本值,根据移民收入来源对生计模式进行分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生计模式下移民5项生计资本间的关系。[结果]（1）生计资本内部耦合水平总体较低,处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等级;（2）非农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和协调度最高,分别为0.299和0.230,是最为接近中度耦合和过渡协调阶段的生计模式;（3）两类兼业户的次之,处在（0.15,0.3）的区间内,属于低度耦合和衰退协调的中高级阶段;（4）纯农户的较低,为0.172和0.223,处于低度耦合和协调衰退的中阶段;（5）补贴户的最低,耦合度、协调度均在（0,1）的区间,处在低度弱耦合和恶性失调等级。[结论]古浪县不同生计模式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和差距,导致其耦合协调性较差、差异较大。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民乐县集中安置模式的实证分析

原承包地的妥善处置事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问题,也关系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成败,以民乐县3个乡镇282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探讨搬迁贫困农户原承包地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选择遵循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理论逻辑,符合成本收益理论;(2)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呈现区域差异化,总体上而言,58.2%的搬迁贫困农户不愿意经营原承包地;(3)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受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承包地资源禀赋特征、非农就业能力和风险的影响显著;(4)区域资源异质化下,影响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的因素不同。     

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有序logit模型的定西市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对甘肃省定西市的调研,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分析指标,梳理其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宅基地退出决策,农户生计资源禀赋不同,其退出决策不同;农户家庭平均劳动力水平、与县城的距离、宅基地质量、务农机械化水平、务农收入占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负相关;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城镇是否有楼房、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切实了解农民生活需要,加强就业支持及技能培训,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首先规范“一户多宅”的农户,通过有偿退出的方法促进多余闲置宅基地流转,采取易地搬迁的方式改善农户生计条件。     

新中国70年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减贫历程回顾及展望

易地扶贫搬迁是新时期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面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扶贫重点、物质基础等条件的不同,各阶段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法有着特有的特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发展变迁历程,从搬迁后农户就业安置模式角度分析各阶段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实施及对减贫开发的推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全面小康社会的减贫新趋势,提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就业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政策创新提出了未来展望。     

易地搬迁移民新技能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

提升移民户的可持续生计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易地搬迁后续发展中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探索移民户参与新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提升安置后移民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稳定脱贫。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个体特征、贫困属性、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搬迁政策等五个方面对移民户参与新技能培训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移民户的个体特征显著影响其参与新技能培训意愿;贫困属性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的意愿呈负向影响;基础设施中的医疗条件、环境卫生及文体休闲等因素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影响显著,社会保障中大病医疗保险对移民户参与新技能培训有正向影响,合作医疗和意外伤害险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呈负向影响;搬迁政策中移民户直接获得安置款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有负向影响。基于此,为增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性,提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创新移民安置模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帮扶后续措施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既强调精准脱贫,又要避免落入"政策陷阱",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谨防农户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相对贫困风险。本文利用2015年的陕南入户调查数据,建立农户收入决定模型,探索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夏普利值过程进行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解,量化了各因素在不收入不平等上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搬迁政策有效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在实现贫困户有效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及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生计资本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政策因素得以强化。本文为后续加强精准施策和精细管理提供启示。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究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与生计策略关系,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项目制扶贫的精准实施,对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维持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新疆疏勒县225户调查问卷数据,测算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生计资本变化,并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探讨其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得以提高,生计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各项生计资本发展不均衡,生计脆弱性依旧存在;同时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人力、社会、物质、民族文化等资本决定了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的转变。[结论]政府需要加大自然、物质、社会、教育等生计资本方面的扶贫项目投入、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注重金融资本、民族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扶贫项目投入的精准化并加大监控力度以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后搬迁时代“造血扶持”实现迁居农民长效减贫增收——以可持续生计为视角

针对"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特困山区,中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专项工程,让"深山群众"安心"出山",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实现脱贫致富。如果易地搬迁是精准的"一次性输血",那么让搬迁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实现"稳得住、富起来"的愿景,则能使其真正拥有可持续"造血机能"。论述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现阶段的发展困境,分析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政府和第三方实施专项"造血扶持"政策的方法,为稳定搬迁农民的城市生活提供参考。     

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70个县(区)的调查

精准扶贫实施效果评估不仅是检验"真扶贫"和"扶真贫"的重要机制,也是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举措。本文从能力视角出发,将"可持续生计"作为精准扶贫实施效果评估的标准,将其解析为发展能力、经济能力和社交能力三部分,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以及26个四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本课题组在陕西省70个县(区)实地调研数据,本文运用TOPSIS对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进行量化并从贫困户整体和类型出发,运用方差分析探讨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第一,贫困户可持续生计整体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且一般贫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可持续生计水平依次降低,体现了精准扶贫中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第二,精准扶贫对于贫困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不显著,但对经济能力和社交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三,不同的精准扶贫措施对于不同贫困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作用不同,扶贫搬迁对不同类型贫困户提升可持续生计均不显著;第四,精准扶贫参与度对于可持续生计的提升不显著,却显著提高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社交能力。最后提出了增强贫困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农地处置：方式选择与制度约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

集中安置的易地搬迁农户面临经营农业的距离障碍,可能导致承包地种植收益的无形价值损失。其承包地妥善处置关系到贫困人口的生计可持续,关系到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构建易地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分析框架,结合湖南、湖北两地的调研数据,对保留承包经营权、流转经营权和退出承包经营权三种处置方式及农户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后农户继续耕种农地获利减少,放弃耕种农地的比例将增加;搬迁地区农地流转缺少有效的、正规的渠道,搬迁农户难以通过市场实现资源交换利益最大;搬迁农户存在较高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但目前缺少易地搬迁农户承包地退出的制度设计。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可操作性政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研究框架构建——基于易地扶贫搬迁背景

[目的]现有研究对宅基地退出补偿进行了大量探讨,但缺乏对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的系统性研究。构建合理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是实现搬迁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助推脱贫攻坚的关键。[方法]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文章进行归纳和比较,从易地扶贫搬迁背景、搬迁农户的安置模式、补偿模式等方面剖析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特性,构建了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概念模型,提出了基于效率和公平视角的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研究框架。[结果]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户宅基地退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利益协调关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两者之间扮演着政策驱动角色;易地扶贫搬迁具有福利性质,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主要包括宅基地使用权价值和宅基地发展权价值。[结论]在厘清宅基地退出补偿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搬迁农户期望受偿价格测算思路和方法,认为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对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研究——以S市X社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是移民搬迁至城镇安置点后融入迁入社区的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过程。文章基于无结构访谈资料,对贵州省S市X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生计方式、消费支出、心理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融入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整体融入性较强,基本融入了城镇生活,但部分移民的社会融入性程度低。基于此,进一步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需要关注的问题,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融入城镇提供参考和借鉴。     

吕梁山区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实证研究——以神池县和五寨县为例

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落实与推进有重大意义。在吕梁山区神池县与五寨县两个国家级贫困县选取样本,将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5类: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运用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对贫困户搬迁意愿的影响最显著的是经济因素与个人因素,农业收入比重与农户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与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意愿"显著相关,政府应重点关注产业发展、教育支持及文化建设。     

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功能发挥取决于对其本质认识基础之上的有效治理。在空间贫困理论观照下,易地扶贫搬迁的本质是改造贫困的空间因素,实现对贫困人口生计空间的再造。本文以山西省一个深度贫困村易地扶贫搬迁的调研为依托,研究了在实践中如何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移民村成功的经验表明,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和移民社区的协同:政府通过空间让渡、能力扶持、资源引导为移民社区脱贫创造了条件;在内生权威的带领下,移民社区激活了自身发展潜力;政府与移民社区通过空间再造构建了长效脱贫机制,社区的整体贫困得以缓解。其次是移民社区之间的协同:通过社区间资源的空间重组,提升了社区生计资本质量,增强了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是移民社区内部的协同:立足于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营造出守望相助的公共空间,解决了社区内部的个别贫困问题。最终在各方的协同治理之下,易地扶贫搬迁得以成功地实现目标。本文认为,除了发挥政府和社区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协同功能,还需要加强与资本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