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重要观点集粹

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主要有13个重要观点,包括:利用第二次土地调查采用的遥感影像摸清村庄内部用地结构,农村居民点不断扩张成为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注意研究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不确定性,土地利用规划应与交通规划相协调,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农地产权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地票交易制度是一项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制度,补偿问题是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重要因素,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与小产权房是不同的概念,我国土地督察制度实际是三种权力监督模式的结合,征地冲突风险评估主体有待完善,"十一五"时期多重因素导致我国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和加强农户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     

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武汉和咸宁部分农户调查的实证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Logit与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理论上,农地整治能提高耕地生产性收益与非生产性收益,降低劳动成本,但可能会增加土地和农机的使用成本,使得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2)实践中,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非农就业状况对农户耕地转出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研究结论:现阶段,为活跃农村耕地流转市场,应加快推进农地整治、提高农地整治质量、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稳定耕地流转价格,以增加耕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增加城市非农就业机会,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登记发证工作,以增加耕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系统论的“要素—结构—功能”逻辑,揭示农户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探索新时代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的新路径。研究方法：SBM-Undesirable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2）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农户类型和地貌类型差异,适度规模农户显著优于小规模农户,平原地区显著优于丘陵地区。研究结论：土地综合整治应在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遵循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充分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对小规模农户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走好差异化、特色化、生态化农业发展道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耕”基。     

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耕地多功能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的分析

研究目的：剖析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何影响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和优化配置,以期为实现耕地多功能供需平衡和推动耕地保护转型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情境—结构—行为—结果”政策过程分析法。研究结果：（1）情境层面。地方性、价值观和制度环境是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两者影响关系的基础。（2）结构层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嵌入性,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3）行为层面。借助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政策工具,联动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推动耕地多功能价值发现和优化配置。（4）结果层面。耕地多功能与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和“中心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首先是通过促进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增强耕地外援系统的多功能性,进而促进和稳固耕地系统的多功能性。研究结论：通过在大都市郊野空间内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优化耕地本体环境及其外围环境,强化耕地与其外援系统之间的要素互动与交换,重构耕地多功能利用的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多功能供给与外部多元需求的高效互动与匹配。     

中国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与路径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新形势下中国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与实现路径,服务于耕地整治投资与实施及合理安排土地整治工程,以促进土地整治效率,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型和和农户主导型三种类型;(2)不同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有各自的适应环境和优劣势,需采用不同的建设模式和实施路径。研究结论:将社会力量引入到耕地整治投资实施中是对耕地投资模式的重要探索,有利于创新土地整治投资模式,提高资金效率,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     

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影响

研究目的:检验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影响及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和非农就业市场间的联立性。研究方法: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租入土地决策与参与非农就业市场间存在联立性,提高土地产权的安全性能够显著激励农户租入土地的积极性;(2)农户租出土地决策与参与非农就业市场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立性,提高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对土地租出决策具有微弱的激励作用。研究结论: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不安全性成为制约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重要产权因素,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放大了农地产权不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产权安全性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以广西为例

研究目的:以广西为例,基于农户调查,验证新一轮确权颁证后农户产权安全性感知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描述性分析、二元Probit与Mv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得到有效改善,近80%的农户认为新一轮确权提升了农地产权安全;(2)产权安全性感知改善有助于农户采取多样化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施有机肥的概率提升了18.42%,施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提升了13.99%,进行秸秆还田的概率增加了18.28%,施用石灰的概率提升了25.49%,进行深松的可能性增加了18.70%;(3)产权安全性感知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存在分化,在不同代际、不同非农兼业化程度、不同土地规模、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转入地和承包地之间,产权安全性感知能更有效的激励年轻代、以农业收入为主、较大土地规模、非贫困村的农户对耕地采取保护性措施,且产权安全性感知提升更有利于农户对转入地进行保护。研究结论:为激励农户更积极地保护耕地质量,需要确保确权政策的落实和有效改善农户产权安全性感知。并且,在激励农户保护耕地质量时,要特别关注不同群体的响应分化。     

土地复垦如何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

土地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性资源。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土地是经济基础中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土地的综合利用。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对土地的利用过程中,因生产建设和自然灾害,一些土地遭到了破坏,我国政府积极采取必要的整治措施,开展土地复垦工作,将因挖掘、塌陷、压占等问题造成的土地损害,慢慢恢复到可利用的状态,实现资源和生态的平衡。土地复垦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国家的各个部门进行综合的整治。本文从土地复垦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了土地复垦工作中实现土地综合利用的方法,为保护土地资源提供必要的依据。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土地整治评估——以黑龙江省友谊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一项保障民生的重要措施,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增美,更是落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方面。因此,农民满意度对于衡量土地整治的成效具有重要作用,对优化"三生"空间布局具有深远的意义。[方法]文章通过对研究区10个样本村进行实地调研,借助熵权TOPSIS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区的土地整治满意度和影响满意度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1)研究区农户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农业收入占比较大,农户参与土地整治工程积极性较高,并且对于土地整治的效果较为关注;(2) 4个满意度指标的整体得分值较高,说明区域土地整治效果较好;(3)农户人均收入、原有田块整治度、原有道路完善度、原有灌溉完善度对土地整治工程实施满意度均有正向相关作用,平均坡度和到城镇最小距离对土地整治工程实施满意度具有负向相关作用。想要提高土地整治工程满意度,需从田块本身研究出发,综合考虑田块完善度、道路条件、灌排条件以及区位条件,从而建设农户满意度更高的土地整治工程。[结论]要提高农户对工程建设的满意度,建议前期对项目区田块自身条件和区位条件、道路和灌排条件以及农户收入进行深入调查,尽可能广泛听取农户意见,争取更多农户参与,建设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移非农劳动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户收益的高质量、高标准土地整治工程。     

农户视角下土地整治与减贫满意度*——基于5省区86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土地整治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减贫方式,从农户满意度视角研究我国土地整治政策的减贫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对完善我国土地整治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方法］文章选取2018年贵州、云南、广西、宁夏和青海5个省区共计869个农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决策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农户土地整治减贫满意度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775%的受访农户对土地整治减贫效果持满意态度,在农户属性方面,家中是否有干部成员在全样本和非贫困户中对减贫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 在政策宣传方面,农户政策认知对全样本、非贫困户、贫困户的减贫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田块平整及土地产量变化方面,田块大小及平整情况的变化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收入变化方面,收入增量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相关性较高。［结论］建议要合理调整和配置土地整治项目,平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资源配置,扩大土地整治的受益群体范围; 同时强化土地整治政策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参与土地整治的获得感和满意感,发挥土地整治促进扶贫开发的减贫效益。     

农地产权稳定性、非农就业与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耕地是粮食生产之根基,研究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使用2021年全国16省506个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分别运用Logit、T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稳定性与耕地撂荒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其内在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确权时间越长的地区农户撂荒的可能性越大。(2)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是农地产权稳定影响农户耕地撂荒的重要途径,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农地产权稳定性还能通过农户非农就业间接促进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3)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家庭中有老年人时,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其耕地撂荒的影响更小,能有效缓解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对此,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农户土地制度认知;整合细碎土地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农村机耕道等基础设施,方便老年人耕种等,以抑制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山西省山区边际耕地建设探讨

分析了山西省山区边际耕地的特征、建设的核心内容以及对耕地保护的作用。结果表明:山西省边际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较高,数量巨大;山区边际耕地质量较耕地后备资源高、数量多、耕地整理潜力大;通路、扩地是山区耕地建设的核心内容;山区边际耕地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农用地整理在建设对象和建设措施上存在差异。由于山区边际耕地数量巨大、质量较高,因此其建设应是土地整治的主要内容。     

基于产权效应的耕地保护决策行为分析

[目的]耕地保护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探讨中国耕地保护决策的演进历程及产权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文章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与系统分析法识别耕地保护决策变迁模式并分析路径依赖特征。[结果]农地产权的排他性与激励性逐渐强化,有限性相对减弱,为保护耕地营造了安全稳定的产权环境;中国耕地保护经历了体系形成、逐步完善、趋向成熟的阶段,遵循渐进决策模式,在平稳过渡中不断优化;耕地保护渐进决策深受产权阶段性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市场管理与农户行为路径。在制度上表现为冲突、迁移、协同的效应演变,在市场上表现为滞后、服务与激励的特征变化,农户行为则反映了群体效应、外部效应、预期效应的变化。[结论]随着产权变迁,产权效应耦合变化推动耕地保护决策发展。未来应优化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健全农地市场的公共服务管理、合理实现耕地生态产品的价值,以促进耕地保护决策良性发展。     

农村土地整治如何为现代农业效力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缓解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双重压力,通过大力开展土地平整、田间道路建设、农田林网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治不仅成为补充耕地的有效手段,也成为提高耕地质量的有效途径。但随着土地整治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内涵阐述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是我们集约利用土地的直接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需求量的不断加大以及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匮乏、耕地保护形势严峻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土地集约利用已成为各地土地利用普遍倡导、追求的利用土地模式。同时,土地资源短缺的广需性特征往往使土地资源自发地流向比较经济利益较高的部门,     

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性分析——以“成都模式”为例

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对农村土地流转"成都模式"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分析该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性,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在实践上对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剩余劳动力等有重要的作用。以"成都模式"为出发点,对其影响因素、政策定位进行了判断,针对土地市场、土地产权、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和行政执法与监督等5个方面开展价值取向分析,总结出"成都模式"在农村产权制度、融资模式、耕地保护-社会保障-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经验,并对其特殊性进行了判断。     

细看“兴地睦边”工程

在耕地保护和西部生态建设的重要时期,作为北回归线沿线唯一的绿洲,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的农耕区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对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立意重大.云南省"兴地睦边"农田整治工程的开展是云南省土地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的标志,对确保云南省边疆地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边境地区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和谐发展,增进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维护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土地整治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土地整治监管是土地整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和关键。针对当前土地整治监管过程中出现的监管基础薄弱、缺乏依据、制度建设不足等突出问题,建立了"四位一体"土地整治监管体系,从强化监管组织建设,创新监管模式、构建全社会参与监管新机制、监管技术手段的信息化等方面提出了强化我国土地整治监管的对策及建议,为提升我国土地整治监管质量和效率提供了重要支撑。     

土地征收过程中设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该权利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以及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考虑到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应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创设独立的可转让的土地发展权,通过将土地发展权制度引入征地实践来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和保证国家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并整合整个制度环境,提升土地征收制度的绩效。     

土地整治务求“三精”

土地整治是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提升土地产能和最大限度地补充耕地,保证辖区内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实现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相协调"的有效举措;更是真正达到"占补平衡",保障建设用地需求的明智选择。因此,各地土地整治工作热情高涨,干劲倍增,已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土地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