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京津冀科技园区科技创新与政府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推进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成为京津冀三地政府实施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聚焦三地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情况，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方法，对2014—2019年京津冀国家级科技园区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2014—2019年京津冀三地国家科技园区的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协同创新关系仍不稳定。因此，应破除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形成。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缘由、困境与突破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作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打破了地理空间范围分割、突破了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超越了单一主体治理局限,成为解决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共治主体的多元性,使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目标达成、利益协调、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治理有效等现实困境。可通过理念转变与教育引导、利益补偿与利益共享、权力让渡与合作契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度规范与激励约束等途径突破实践困境,促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实现,进而提高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绩效。     

政府跨域治理的缘起、系统属性和协同评价

政府跨域治理既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热点领域,亦是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核心议程。复杂系统研究已经广泛地影响到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和各个分支领域,形成了理解公共管理的新范式。文章认为,跨域治理系统在子系统数量和层次、系统的开放性、涌现性、演化性等方面都具有复杂系统的属性。在复杂系统范式下,何种协同机制可以实现系统的协同,如何对跨域治理协同进行评价是政府跨域治理研究的核心。针对此问题,文章提出了跨域治理协同评价的逻辑框架和基于序参量识别的政府跨域治理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跨区域性致使单一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协同治理已成为解决京津冀跨区域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根据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目前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主要还处在非对称性共生治理阶段,难以满足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治理形势的需要。文章以共生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现实条件的分析,认为对称性互惠共生应该是当前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模式选择,并以"共生责任目标的确定、执行及改进"和共生关系的可持续性为中心构建了对称性互惠共生治理模式下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成因及路径选择

目前,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着环境保护内聚力不足、责任分担难以界定、合作共识难以达成等治理困境。建构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一体化的协作性治理网络是解决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困境的有效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实现,必须健全决策与预防、参与执行、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和互信、政绩考核与监管,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协同治理机制,以保障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切实取得实效。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评估及异质性研究

为了探求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合成控制法科学评估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探讨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结果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短期负效应冲击和区域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既要不断夯实协同根基、提升协同效率,更要重视“异质性”影响、突出“差异化”共治的政策建议。     

政府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生态治理问题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为代表的雾霾污染加剧,重新唤醒了公民和社会的生态意识.相对于自适应能力较弱的市场和企业以及自组织能力较差的社会组织而言,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顺利成章地承担起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京津冀区域政府如何突破生态治理的认知局限,从区域政府协作的角度寻求和构建区域生态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和效率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催生诸多复杂的、相联系的区域性公共事务,如环境污染、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等,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问题。在长三角、珠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进行了相关实践,成效显著,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体制性障碍,合作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等）,跨域治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地方政府间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碎片化现状加以分析,探究完善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     

京津冀跨域生态补偿与利益相关者耦合机制研究——基于“内卷化”机理的阐释

京津冀地区生态治理存在“内卷化”现象,其症结在于河北环北京地区很难独自承担建设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目前,由于跨域性环境补偿机制缺失,使这些地区的发展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应用利益相关者的耦合机制,就可以有效解决跨域生态补偿中利益相关者或利益联盟之间的利益矛盾并处理好利益再分配问题,进而奠定区域激励机制的基础,最终实现区域环境总体利益的协调.     

京津冀一体化促进了高质量发展吗？ —基于回归控制法的政策评估

基于 2005—2019 年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数据,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公共 服务、生态环境 4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回归控制法深入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评估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推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在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技术升级的 同时,改善了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然而,其并未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数量的全面攀升。究其原因,在于该战略对不同 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相应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为定量分析和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提供了一定参考,并对 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阶段效果的问卷调查评价

通过对京津冀三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得到近六成受访者的“点赞”,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进展获得超过九成受访者的认可。同时,受访者也表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产业转移协作、区域协同创新以及部分重点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进展和成效。然而,调查结果也发现一些领域得到受访者较多的“差评”,主要包括空气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北京医疗教育资源对津、冀辐射不足,央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力度不够等。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比较研究

通过对京津冀区域内以及京津冀区域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京津冀区域的比较优势,寻求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策略。转变阻碍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加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力互动,实现资源、市场和信息的共享,找准定位、调整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     

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逻辑框架、行动实践与政策启示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逐渐迈入跨域联动、共享资源、产业协同发展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阶段,我国也开始了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本文首先对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进行了理论探讨,阐释了区域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其次,对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未来重点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研究了其逻辑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行动实践进行对比研究,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行动实践进行剖析,对我国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行动实践进行分析,科学研判了我国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实践的不足与差距,绘制了我国典型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要素矩阵。结果表明,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优化创新创造生态环境促进创新资源要素自由流通、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产业协同生态圈,是我国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重要发展路径。     

破解京津冀一体化困境的思考

京津冀客观上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特殊的省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弱化对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过高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是界定政府权力边界。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法治进路

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跨区域联合执法和统一司法裁判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着跨区域组织协调机构定位与职权不匹配、区域协同立法缺乏深层次协调、联合执法缺乏法治保障和司法裁判规则不统一等不足。因此,应当以区域协同治理的思维统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法治进路,健全一体化组织协调机构职能、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深化跨区域协同执法体制改革、推动一体化司法协同机制建设,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提供法治保障。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是中国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首先对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治理效果展开分析,提出假设1~4;进一步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SO2为典型污染物,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减排效果,以及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三种中介路径下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1).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为实验组,其它城市作为对照组,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影响系数为-1.3427,政策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水平,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2).分样本检验显示,京津冀地区政策效果明显优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高于欠发达地区,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异质性不容忽视。(3). 三条中介路径中,区域协同治理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污染减排效果显著,而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产生的间接驱动效果微弱。继续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政策落实中,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化特征基础上,重视中介路径的识别和可能带来的减排潜力应成为重要的政策优化方向。     

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中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合作治理乃是当前我国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野、新思路、新途径,它能够通过推进各区域缔结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合作治理共识,厘清治理责任,从而有效应对蔓延性、外部性、跨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利益整合问题仍是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掣肘和短板。因此,通过搭建区域信任与利益协商桥梁、健全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体系、统一利益目标与增强利益分配规范化、优化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格局等途径来构建利益整合机制乃是协调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利益关系的必由之路。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影响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主要因素可概括为驱动因素（创新需求和创新能力）、支撑因素、链接因素和保障因素（外部因素）。通过抽样调查和结构方程方法构建三阶递归模型,分析了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驱动因素直接影响创新绩效,支撑因素、链接因素和保障因素通过影响驱动因素间接影响创新绩效。依据结构方程显著性检验和路径分析结果,分别从驱动机制、支撑机制、链接机制、保障机制4个方面提出了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与重点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意义重大,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处理好四大关系是关键,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北京与天津分工合作、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创新体制机制是保障,以顶层设计为统领,推进京津冀三地的战略对接;积极探索建立横向与纵向结合、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区域协调机制。立足比较优势,在利益契合点上率先实现突破。抓住战略机遇,在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实现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