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CEO开放性特征与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我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CEO开放性人格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CEO开放性特征越强,越有助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在控制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还表明,CEO开放性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在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补助较强和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尤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理研究还发现,CEO开放性特征主要通过推进企业风险承担与研发投入、吸引机构投资者、构建绿色发展战略等渠道,来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研究揭示了受环境规制冲击与挑战的产业背景下,CEO开放性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规律,为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宏微观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发投入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增量提质”吗？

同群企业间研发投入环节的相互学习与模仿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数量并提高创新质量；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具有微观层面企业内部经验互补作用和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互补作用,更有助于研发经验少的企业以及获得政府创新补贴低的企业增加创新数量和提高创新质量。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创新质量的提高。相关研究结论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如何利用研发投入同群效应来实现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以2012-2015年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影响企业环保投入的可能性,同时高管激励能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进一步地,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发现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对环境规制不再显著,而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依旧显著,说明在本研究分析的时间段,国有企业是国家环保事业的主要政策承担者,民营企业的环保行为除了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还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和财力。     

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4-2012年2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关系,并从环境污染程度以及研发水平两个维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外贸出口,但影响不大,我国工业行业出口优势更多来自规模经济、企业成本和能力;环境规制的出口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对高污染、低研发水平行业出口具有负向效应,对低污染、高研发水平行业出口具有正向效应.政府应对不同行业制定弹性环境政策,鼓励企业从事研发创新活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新效率为测度对象,选取南京市高新区纳入统计的科技型企业为样本,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初创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激励效应,而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基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水平、企业所处生命周期、改善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投资决策与企业绩效——来自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1-2013年的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环保投资和研发支出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这主要是由于研发支出的创新效应抵消了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     

环境治理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借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研究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政策冲击效应显著,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是否进行ESG 信息披露对于政策冲击有着显著影响。通过机制分析发现, 地方环境治理通过影响实体企业的账面值比、流动比率、行业不确定性等方式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提升对低市场竞争度、国有资本参与度较低、位于中部地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三重差分分析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于ESG 参评污染企业来说政策冲击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企业是否沿海以及南北地区分布无显著影响,环境治理政策更多针对高污染型企业。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区域环境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吗——基于2018年政策调整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文章实证检验了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政策强度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均有显著的激励效果。这些效果存在行业、规模、技术类型、生命周期等方面的异质性：在创新投入方面，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非大型民营企业、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成熟期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大；在创新产出方面，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激励效果更大。针对激励效应及异质性分析结果，文章建议，将2021年政策的扣除比例适用范围扩大到负面清单之外的全部企业；在适当的时机，可继续提高扣除比例，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以促进民营企业释放更大的创新动能；强化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导向性，针对不同类型研发项目费用设置不同扣除比例。     

双重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工业研发努力？——基于价值链视角

选用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价值链视角，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呈显著倒“U”形，对专利产出的影响不显著；非正式环境规制仅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呈显著“U”形，对专利产出及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均不显著。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影响研发投入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显著互补效应，意味着在双重环境规制管制下，中国更易于实现科技、经济与环境的共同进步。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于2012-2021年92家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企业绩效综合得分,并通过回归分析研究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滞后3年与滞后4年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医药制造业企业改善研发投入结构、政府进一步调整或制定研发和创新政策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