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了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驱动力。借助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8年中国816个县的面板数据和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作用机理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会导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04%,尤其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增收效应越来越强;此外,作用机理检验表明,提高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和增加农业技术采用是示范县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中介机制。     

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高龄津贴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高龄津贴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6年的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及具体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龄津贴能够显著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锦上添花”的特征。同时,高龄津贴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升其主观福利。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龄津贴对患有慢性病和高龄老年群体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从主观福利角度评估了高龄津贴制度的政策效果,为下一步政策改革提供了相关建议。     

创新补贴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研究——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将创新补贴政策的资源福利效应和资源诅咒效应结合起来评估创新补贴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实证发现：创新补贴政策既有资源福利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也有资源诅咒效应,会产生寻租行为和过度投资。总体上看,创新补贴政策是有效的,资源福利效应强于资源诅咒效应,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从融资约束视角对其有效性进行异质性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水平越高的企业,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越高,融资约束可以抑制创新补贴政策的资源诅咒效应所产生的寻租行为和过度投资,促使企业把创新补贴更有效地用于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提升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与思路。     

全球化与国内冲突

如果一国的石油等资源在本国内部被各方争夺，那么其所获得的贸易发展和福利水平将不同于当本国产权能够以零成本实施时的情况。当竞争性资源的世界价格不够高时，（小国）进口国相对于封闭经济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获利，而该竞争性资源的出口国在自由贸易中就会遭受损失。无论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如何决定．各国都倾向于比没有国内冲突时出口更多的竞争性资源。对于不同的价格水平来说，国际市场价格较高的竞争性资源将会使本国福利减少．这是“自然资源诅咒“的例证之一。     

农户视角下农民田间学校工作站运行效果评价——基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创新团队果类蔬菜团队的分析

北京市为提升农产品产业化水平,促进科研与产业的结合,2009年成立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创新团队建设服务体系,先期启动蔬菜（果类）、生猪、观赏鱼三个团队,以满足北京市的农业产业化科技服务需求。以果类蔬菜团队农民田间学校工作站为农户评价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北京市6个区县12个村216名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访谈调研,系统评价农民田间学校工作站的培训信息、农技推广、工作重点、满意度评价及技术采纳等服务内容。调研发现北京市创新团队的农民田间学校工作站运行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当前的农技推广工作与农户需求有了很好的对接,农民的技术采纳情况也在逐渐改善、提高,创新团队技术＂落地效应＂较为明显,但同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下一步工作的空间。     

农民创业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创业者资源禀赋视角

农民创业是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种重要模式,不仅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效率,还能引导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进而从整体上带动经济增长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效应。大量的文献强调创业者资源禀赋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创业者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是创业行为过程的关键资源。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一系列理性决策与其创业前拥有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资源禀赋各个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创业决策的实施。那么,农民创业者资源禀赋对其创业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资源禀赋、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决策的概念内涵以及研究理论,构建了一个以创业机会识别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用以分析农民创业者资源禀赋对其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地方政府竞争、资源禀赋与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化创意产业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点产业,其发展水平与政府行为和资源禀赋条件紧密相关。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文化创意产业数据,从财政、税收和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竞争,使用系统GMM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存在正向滞后效应;财政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有利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技术进步,长期的税收竞争则会抑制技术进步;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TFP增长率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竞争手段有关,文化创意资源禀赋在营商环境下存在“资源诅咒”,在财政和税收竞争性下存在“资源恩赐”;资源禀赋将加剧当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负向效应,削弱正向滞后效应,与地方财政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促进要素流动是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主要机制,其次是集聚效应和挤占效应。     

加入企业领办型合作社提升了农民收入吗？——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阶段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组织形式,但加入企业领办型合作社能否有效提升农民收入仍存在争议。基于此,文章利用贵州省5市10县的入户调研数据,通过OLS回归、分位数回归、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来实证检验企业领办型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加入企业领办型合作社能够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结论。（2）企业领办型合作社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显著,对于高收入水平农户的作用不明显。文章表明大力发展企业领办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升农民收入和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应予大力支持。     

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国245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选取中国24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土地出让收入、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和企业投资水平为门槛变量,探讨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当土地出让收入高于59.383亿元、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于26.843%以及企业投资水平高于9.318亿元时,资源禀赋才能够吸引工业企业投资;在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影响也呈现此特征,但门槛效应和门槛值大小具有差异,而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不具有引资效应。由此,建议应为资源丰富地区构建相应的企业投资价值,并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倒逼机制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转型升级。     

禀赋效应和自然产权的演化:一个主体基模型

禀赋效应从何而来,又如何与自然产权协同演化,这些问题尚未获得充分研究。本文提出一个"偏好演化+个体选择"的主体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发现在非常广泛的参数空间内,均可涌现出稳健的禀赋效应和自然产权现象:绝大部分实验世界都由具有禀赋效应的个体所占据;产权尊重是常态,战争和掠夺的概率微乎其微。这一切源于:在自然选择压力下,个体对物品或资源在拥有时主观评价过高,而在不拥有时主观评价趋近客观真实价值,这种具有禀赋效应的偏好有利于遏制其他个体对其拥有物的抢夺,因而这种看似"错误"的偏好反而改善了主体的处境,使得禀赋效应得以成功演化。本文还发现,优质资源的稀缺程度会影响禀赋效应的演化速度和水平。上述发现可为自发秩序的制度经济分析奠定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西部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2—2015年我国西部地区14年的面板数据,用混合OLS、固定效应(FE)估计、随机效应(RE)估计以及差分GMM研究西部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纯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西部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在1%显著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为正;在5%显著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为正;在1%显著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为正。最后,文章关于如何提高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实现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持续增加,最终提高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技术赶超机制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引入技术差距、吸收能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三个变量,通过内部知识累积效应、外部知识互补效应、内部知识替代效应以及外部知识竞争效应的综合分析,构建技术赶超机制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为我国技术赶超提供经验借鉴,其结论如下：（1）技术差距缩短与后发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呈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提升与后发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呈正“U”型关系;（3）在吸收能力低和技术差距大时,提高吸收能力会抑制后发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反之,提高吸收能力会提升后发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     

全球粮食生产集中化对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影响

本文兼顾考虑全球粮食生产集中化的“效率性”与“安全性”视域,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解析其对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粮食生产集中化对粮食系统可持续性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国家粮食生产适应性以及出口贸易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其粮食系统可持续性,而对于粮食进口贸易规模较大的国家,则会恶化其粮食系统可持续性发展条件;全球粮食生产集中化以及粮食贸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粮食生产效率、环境效率以及供应安全,但会对国家社会安全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粮食进口贸易有利于改善农业资源禀赋不足国家的粮食系统可持续性,但对于农业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而言并不友好。上述结论为世界各国合理安排粮食生产篮子与粮食贸易、实现粮食系统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和事实参考依据。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基于垂直产品差异的技术转移分析

为了揭示跨国厂商的技术转移与东道国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垂直产品差异模型分析了FDI途径下跨国厂商的技术转移策略及其对本土厂商的技术水平、利润和东道国福利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环境决定了跨国厂商的最佳转移水平,该最佳水平与跨国厂商掌握的最高技术水平间的差距决定了所转移技术的核心程度;本土厂商利用转移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激励随着东道国收入水平和市场竞争程度递增;跨国厂商的进入对本土厂商利润的影响包括合作效应(增加利润)和竞争效应(减少利润),只有当合作效应大于竞争效应时才能提升本土厂商利润;无论何种情况下,技术转移总是有利于东道国消费者,如果利润影响中的合作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则会提升东道国整体福利,否则,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乡村产业振兴的金融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文本挖掘与问卷调查

充分发挥乡村产业振兴的金融溢出效应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探究其影响因素能为实现正向金融溢出效应提供针对性指导。以2004年以来连续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筛选关键词,从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挖掘关键词的先验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设计问卷,通过目的选样调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的金融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关联网络溢出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而中介溢出效应水平有待提升;产业、政策、资源禀赋以及金融因素对金融溢出效应的影响依次降低,其中产业发展困境、产业经营资金来源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特征受访者金融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应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提高资源禀赋水平,创新金融机构合作模式以促进金融溢出效应有效发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吉林省经济增长来源和技术扩散效应研究

吉林省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及其增长来源差异明显,长春市和吉林市的技术进步扩散效应能促进其他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该技术扩散效应具有记忆性。各地区的技术进步不仅来源于域内技术扩散和国外技术扩散作用,也依赖于自身的研发与创新。吉林省应结合地区技术禀赋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来促进吉林省经济的增长。中部地区应采用多种途径提升技术进步水平,并充分发挥对其他地区的技术扩散作用。东部地区应依托长白山资源和边境区位条件,优先发展资源优势产业来提升技术进步水平。西部地区应主要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快速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否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基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度2007—2019年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提升,同时存在区位异质性、要素禀赋异质性和政府能力异质性。第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较为显著,中部略高于东部,西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不显著。第二,在中要素禀赋和低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显著为正,高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不显著。第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边际效应随政府能力由强变弱依次递减。机制检验表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加速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的福利变化*——基于成都市不同圈层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3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了成都市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圈层区域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结果发现：（1）农户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后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圈层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第二圈层农户福利改善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第一圈层,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第三圈层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2）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活动和社会资源等功能,但恶化了农户家庭经济状况与居住环境。据此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是：结合圈层特点促进就业,改善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增强社区绿色治理能力,改善农民居住生态环境;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改善农民总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