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影响——兼论年龄与户籍异质性

公平感和阶层认同关系着精神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逐年扩大的同时,居民的主观福祉却呈现向下偏移趋势。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参保与否对个体主观福祉的影响,较少分析参保持续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年龄、户籍上的异质性效应。因此,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和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年龄和户籍异质性。研究发现：(1)我国居民的预期阶层认同整体有所降低,青年和农村群体的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均呈下降趋势。(2)从断保状态来看,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断保率为21.9%,以城乡居保断保为主,其中,青年和农村居民的断保率分别高于中老年人群和城镇居民。(3)与连续参保的居民相比,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城乡居保断保的负面影响突出;分人群而言,断保会显著降低青年群体和农村居民的公平感,还会对农村居民的预期阶层认同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基本养老保险的高断保率带来的负面效应抵减了参保的福利促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参保率逐年提高的同时,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下降趋势。基于此,提出建议：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提高城乡居民...     

农村居民应用和推广清洁能源意愿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江西省695份样本数据的经验分析

积极应用和推广清洁能源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必然要求。将农村居民应用和推广清洁能源的意愿分为使用意愿、投资意愿、购买意愿和人际促进意愿,采用对江西省农村居民的695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分别对4种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层次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行为控制感知、清洁能源知识对4种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对使用意愿、投资意愿和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价值观对使用意愿和人际促进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对使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从众心理对投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清洁能源示范县、效用感知对人际促进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行为便利对投资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支持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目的/意义 基于695份江西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支持政策的满意度,从而促进农村清洁能源发展。方法/过程 运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初始变量是如何通过中间变量(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分项支持政策评价)影响农村居民清洁能源支持政策的总体满意度的。结果/结论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支持政策总体满意度、分项支持政策满意度都不高;村庄所处地形为山区、交通条件、政策认知、感知的沼气池政策力度与感知的太阳能热水器政策力度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清洁能源支持政策总体满意度,还会通过户用沼气池修建补贴政策评价、太阳能热水器购买补贴政策评价,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清洁能源支持政策总体满意度。研究还表明:改善村庄交通条件、提高农村居民的政策认知、加大沼气池政策力度与太阳能热水器政策力度,会显著降低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支持政策总体评价为“不满意”的可能性,增加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支持政策总体评价为“满意”的可能性。     

包容性视角下互联网应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公平和效率产生巨大影响,为农村居民创新创业带来了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是提高农村地区包容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7)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18),基于包容性创业理论,研究了互联网应用对农民创业包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不仅促进了农民创业,而且通过促进创业机会均等化,提升了农民创业的包容性。具体而言,对比城乡创业者,互联网应用对农民创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比农村不同群体创业者,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弱势群体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比不同区域农民创业者,互联网应用对西部地区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从能力视角验证了互联网应用通过增强农民的创业资源提升农民创业包容性的传导机制。     

互联网使用、市场参与度与农村相对贫困

互联网能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家庭与市场衔接,在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农业市场参与和非农市场参与两个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市场参与度与非农市场参与度均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最强,青年群体次之,中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最弱;分地区来看,互联网使用对缓解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为此,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家庭缓解相对贫困。     

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应观念先行——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教授

绿色能源县建设是确定的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之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是通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建立农村能源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机制、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和管理等措施,为农村居民生活提供现代化的绿色能源、清洁能源,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乡镇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2006—2014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汇总的乡镇层面面板数据为例,来考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有效路网密度）和流量（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共同影响,并从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构成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种角度来探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两大主要构成均具有一定的显著促进作用,但流量层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的影响不显著。分省来看,则发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各地区因自身发展条件和对交通的依赖性差异,导致其收入效应各不相同,同时流量的作用相对存量而言依然较弱,且异质性更为明显。分省异质性的存在表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寻求农村交通基础发展推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     

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基于CGSS2010和CGSS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公共文化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首先,公共文化支出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概率提高287%;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低收入、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再分配水平、互联网使用和社会信任感是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精神状态、认知能力、社会阶层认同、道德素养和文化活动参与五种不同文化元素符号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逐渐递减。     

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分析

在构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经济因素、亲情因素、理想实现因素、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幸福感影响显著。     

居民生活行为对能源消费及CO2排放的影响——来自江西省的数据检验

通过运用Consumer Lifestyle Approach (CLA)方法,比较分析2003-2010年江西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行为对能源消费及CO2排放的影响,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城镇居民生活行为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对能源消费及CO2排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大.居民基本生活用能和碳排总量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和碳排来源.因此,应当改善城镇居民使用电力和热力设施,减少其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损耗,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引导节能减排产品应用,提倡使用生物质能源等替代性清洁能源,政策性鼓励小排放汽车的应用,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同时倡导绿色节能的生活方式.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外贸对城乡居民福利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关于外贸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分配存在不平衡影响的结论，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的现实，实证分析了进出口对于中国城乡居民的福利影响，结果显示外贸对城镇居民的福利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分析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提高外贸竞争力、通过外贸促进农村“城市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政策建议。     

地方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份1981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PCSE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效应总体上比较微弱,但却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财政农业投入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而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为此,文章提出了构建财政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的区域结构、完善农村居民对农业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表达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完善农村消费环境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储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居民储蓄余额一直攀升,农村储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倍受关注.对1978年到2004年的农村居民储蓄总额数据,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ECM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村储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农村居民储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居民储蓄率短期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明显,长期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有影响的结论.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1989年至2009年CHN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性别观念与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能源微观调查（2014）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2018）的三期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向上移动，即实现家庭生活用能清洁转型；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会通过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和强化女性优生优育意识三条途径促进能源堆叠消费上移；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夫妻年龄异质性。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构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多维指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发生率,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对其不同文化类型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作用机制显示,促进收入水平与认知能力的提升、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是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机制。因此,积极推进“互联网+文化消费”模式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视角

本文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运用CGSS (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分样本回归表明,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