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昭通市育龄妇女生育率问题研究

育龄妇女生育率偏高，会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和消极影响。从昭通市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特点入手，深入分析其生育率偏高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应发挥政府领导作用，采用政策、法律、利益导向、教育文化等对策，综合整治生育率偏高问题。     

基于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看城市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极低，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议颇多。究竟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自然机制已经形成？本文基于主观生育率的决定模型，探讨在没有生育政策和避孕措施缺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观生育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在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化对生育的成本-效用的影响。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改革与发展研究——以辽宁省辽阳市为例

人口转变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人口转变实现之后人口计生工作战略的转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辽宁省辽阳市的人口转变领先于全省和全国,从2000年以来其总和生育率一直处在超低水平。根据实地调查,当地的生育观念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出现了意愿性的超低生育率。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开始显现。作为人口转变率先实现地区,辽阳需要关注育龄妇女生育机会战略机遇的抢救问题。结合辽阳的实际提出了人口转变领先地区应该打造"服务型计生"品牌的主张和新优质服务的概念框架,"健康权保护"是核心概念,对于提升人口计生工作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面临下降压力

人口生育行为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除受生育政策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改善以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以扭转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现状,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结构预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恶化.现在生育政策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会有效改善人口结构么?根据政策实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结合人口预测模型预测未来人口结构,发现二孩政策的实施尚不能改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应积极推进生育政策,不应止步于二孩,建立鼓励机制,刺激人们生育意愿.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国严重少子化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提前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少子化"现象日渐显著。而根据对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许多专家分析出我国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但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重视。因此文章就不断严重的"少子化"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着重指出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不断严重的"少子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重大不良后果。希望以此引起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关注与重视,且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实行"鼓励二胎、禁止三胎"的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赣南山区“橙村”妇女生育率研究

生育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未来。利用族谱等地方历史文献和实地访谈资料,客观地描述了建国以来赣南山区橙村生育率的变化,深入分析生育率上升、下降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文化习俗等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妇女生育率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农村妇女生育率。     

全面三孩政策下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思考与建议——基于德、俄、日、韩的经验借鉴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高龄少子化的严峻挑战,探索、完善现行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成为提高国民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促进人口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借鉴和总结国际上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经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德、俄、日、韩四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变迁及其生育水平分析研究发现,首先相较于支持性生育政策,抑制性生育政策的作用更为持久;其次,现金补贴搭配育儿假等多种政策类型组合实施效果较佳,强调男性参与,平衡女性职工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也是释放生育意愿的重要内生变量。通过分析借鉴四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完善包括职工生育保险制度、产假在内的生育保障政策体系,加强婚育观念引导,营造性别平等的生育友好环境。     

基于改进的Brass-Gompit模型的眉山市生育率变动趋势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利用Brass-Gompit相关生育模型来研究比较眉山市目前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与中国标准生育模式的差异,然后通过改进的生育模型来分析2013-2030年眉山市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对进一步认识眉山市人口发展及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的代际分析

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安兰.阿沃班克等(AlanJ.Auerbachetal,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成反比,与老年抚养比成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大,总和生育率调整到0.6或者3.1时,国民储蓄率的变动幅度也才2个百分点;即使2050年时完全城镇化,储蓄率只下降1.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