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下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展开数值模拟，采用2007—2014年WIOD数据库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和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数字技术应用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深化和更快提升劳动生产率两条路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在服务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应用国内数字技术的企业更为明显。以上结论为重新审视数字经济发展、警惕数字经济时代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政府在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时应关注劳动者利益，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稳定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坚持平等准入、公平竞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采用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清单制度显著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主要原因是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抑制产品市场势力和改变企业要素投入,进而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所处行业和企业性质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幅度的重要维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1990~2014年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下降了5%以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贸易开放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源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良好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是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不佳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向中国贸易开放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积极影响较强。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视角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针对目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现状,可从开放经济视角,研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适度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角度主要通过要素配置、产业福利和技术进步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投资角度主要通过行业配置、工资外溢和技术领先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金融角度主要通过长期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为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适度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企业绿色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促进抑或挤出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促进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基准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强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渠道,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相较于高管薪酬和劳动生产率,绿色化转型更能提升普通员工收入和工资率水平,且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化转型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之谜——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要素供给的直接效应、就业岗位创造和技术创新驱动的间接效应，且这一因果关系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人力资本高级化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高级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叠加效应。     

数字经济、市场潜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基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94个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地区市场潜能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方式促进了乡村振兴。异质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正向外溢效应更多。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证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化具有潜在作用。文章以“宽带中国”战略设立示范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示范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示范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提升作用主要在中西部地区、低互联网普及地区、工商业、出口参与企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等样本组。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指标分解估计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提高了企业的员工工资和就业人数。同时,“宽带中国”战略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吸纳高技能劳动力,从数量和质量层面影响企业就业结构。进一步检验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和就业创造率,改善了就业技能结构和研发人才结构,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以沪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实施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为切入口,基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实施后,标的公司(纳入"沪港通"的A股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其内在机制是,"沪港通"加剧了资本深化、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由于资本?劳动互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进而挤占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主要降低了平均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沪港通"仅挤占了公司治理状况较差、劳动密集型和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更强.文章揭示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微观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对于"双循环"新格局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启示意义.     

高速公路建设会促进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吗?

数字经济是振兴实体经济和提升居民福利的重要因素。在建设交通强国的背景下,研究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14—2019年全国1 994个县的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考察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速公路开通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这一基本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旧稳健。第二,在使用深度方面,高速公路开通主要促进了货币基金服务、保险和信贷业务的发展。第三,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可通过电子商务发展和资本流动来促进县域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第四,高速公路开通更有助于提升中西部、贫困、初期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促进了城市各区域数字经济收敛和空间均等化发展。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

以绿色转型推动"城市病"治理,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视角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以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水平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在空间上表现一定程度的趋同性,而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明显;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城市绿色转型,相较于生态空间转型的影响,对生产空间转型、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效应更加突出;在区域异质性上,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而中、上游地区数字经济不能够有效驱动生态空间转型。为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引擎作用,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依托地区比较优势,实施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生产空间转型差异化发展路径;强化数字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态空间的应用。     

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16年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市场竞争是其中两条重要路径;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以及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需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收入差距、数字服务进口与数字边缘化

收入差距拉大是当下全球普遍性问题,与此同时全球数字服务快速发展,然而“数字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数字服务产业已被发达国家主导。在“数字不平等”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利用130个国家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收入差距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拉大将显著降低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进口,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数据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互联网ICT技术外,发展中国家为赶上数字经济时代和避免被进一步“数字边缘化”,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其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中国金融化及其影响功能收入分配的机理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金融化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上,根据中国国情,修正了非主流经济学金融化理论,实现了从微观主体行为到宏观收入分配的逻辑一致性,分析了中国金融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实证上,结合资金流量表,构建了中国金融化指标,有效地反映了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当前状况下金融化能够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叠加对就业的影响

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与城市年鉴宏观数据相匹配，构建不同技能劳动力面板数据，探讨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叠加作用下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而非就业极化；在不同老龄化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不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发展水平和区域位置的异质性；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数字经济最先冲击低技能劳动就业，中技能劳动就业次之，高技能劳动就业最晚；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是老龄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