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辩律师权利必要性的经济分析

刑事诉讼司法资源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构成。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司法资源配置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降低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投入量,以及如何在每一成本项目之间及内部进行合理匹配,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效益的最大化。只有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才能使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突出当前庭审方式的抗辩性和诉讼性,充分发挥辩护职能作用,有效地利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合理分配国家的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论我国对质制度的构建

对质制度可以作为促使证据链条更合理,更科学的先进制度被以后我国立法所引用,并突显其作为对质权意义上的作用。因为其不但有利于保证辩护方得到平等对抗并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而且能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强化刑事庭审功能,契合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方向。因此本文主要从法律对被告人对质权保护的角度构建我国对质制度。     

如何提高公诉水平

时代的发展对公诉人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各种新观念、新方法不断出现,许多新的公诉课题应运而生.律师队伍日益壮大,律师出庭辩护的比例越来越大.控辩双方庭上对抗日趋激烈,使公诉人认定犯罪的难度相应加大,主诉检察官错案追究制的推行,使公诉人承担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一些旧的认识理论,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和要求,公诉人必须更新观念,用全新的观念广泛摄取相关的信息,注重证据运用,磨炼出庭技能,不断提高公诉水平.     

律师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的参与

我国实施刑法已三十多年，而量刑建议发展仅十余年。量刑规定化改革是为使我国量刑更公平、公正，充分保障控辩双方正确行使权利。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被害人的代理人，积极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能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是，从充分保护人权和确保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立法上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中程序的缺失。文章就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的理论背景出发，主要阐述我国在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等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与出路——以排除被告人供述为视角

自《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被作为防范冤假错案的有效手段而寄予厚望。然而,在一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该规则却并未发挥到其预想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律未强制要求所有案件讯问被告人时均录音录像,另一方面又赋予侦查机关说明材料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证明力,导致当侦查机关仅提供不存在非法取证的说明材料或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法官既无法对是否存在非法取证作实质性审查,又无法以侦查机关提供证据不足为由直接排除相关证据。因此,法官在当前检、法制约不足的大背景下,与其选择启动程序后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还不如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法律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时为被告人设置的说明义务又为这种人为阻止程序启动提供了方便。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当扩大录音录像案件范围,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证据,明确无法提供讯问录音录像者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其次,取消被告人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说明义务,避免因客观或主观原因导致无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最后,建立侦羁分离和讯问录音录像开示制度,保障讯问录音录像的真实全面,并以证据开示推动非法证据排除的运行。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证据制度,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维护诉讼公平,保证被告人不受强权肆意欺压的屏障.在诉讼进行中,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公权力机关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滥用权力的现象,因而基于惩罚犯罪但同时也要保障人权的思想影响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如何才能更好的权衡惩罚和保障,是本文研究的方向.     

论沉默权确立的必要性及建立模式

沉默权,作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其产生、确立、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本文指出应当在我国建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论证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在我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应当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并应当对沉默权的行使作必要限制。     

理性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诉讼目的的确立,诉讼主体职能之配置,诉讼结构之建造,无不受制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并为人权保障的理念所左右。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如何,是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文明与进步的程度,因此,我国从刑事诉讼的立法到司法,应始终把完善冤案、错案预防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放在首位。     

关于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但是,采用沉默权制度肯定会影响侦查效率,甚至放纵坏人。本文试图对沉默权若干基本理论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衡量设立沉默权制度的两难问题,并提出有限沉默权制度的设立。以求对我国立法提出浅薄的见解。     

论诉前证据保全制度预防纠纷的功能

以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颁布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构造是典型的职权主义,法院对证据的收集及案件事实的证明承担全部的责任,无疑使得法院在诉讼中承担过多的责任,当事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诉前证据收集制度无从谈起。之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虽明确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并未对证据收集予以细化,使得证据收集制度成为一项"缺乏程序保障的抽象性权利,是一种权利的招牌"。为弥补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的空白,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但其功能仅限于保存和固定证据,诉前证据收集是证据保全的衍生物,不符合现代民事诉讼所要求的证据收集和证据开示的目的[1]。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及立法建议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均重视保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而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权利却长期被忽略。这种状况直到二战前后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才得到改变,各国逐渐重视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顺应国际潮流,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有了很大发展。尽管如此,被害人的权利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规定与现实的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本文拟从对目前的国际标准以及我国被害人保护的缺陷入手谈谈完善对被害人的制度保障。     

论我国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制度

公诉机关撤诉目前并没有得到刑事诉讼法的确认,只是散落于司法解释中,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公诉机关滥用公诉权、法院配合检察院,司法审查流于形式、当事人权利无从救济的局面.纵观英美法系,检察官的撒诉几乎不受到限制,大陆法系对撤诉规定较为严格,需要法官的审查,并且限定在某些案件中.我国应从撤诉的时间、理由、效果等方面完善撤诉制度,避免法律真空,在诉讼效率和追求正义之间寻找平衡.     

证据法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中国主流的诉讼理论将三大诉讼都视为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的最终目标在于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客观真相,从而为正确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奠定基础。而有关证据运用的活动作为重要的诉讼活动,当然是这种认识活动的重要环节。由于这一原因,这一理论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下简称认识论)视为诉讼制度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视为证据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这一基础不仅对诉讼中的证据活动没有帮助,甚至将会由此导致混乱,使证据活动面目全非。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建议

我国的庭审素以“书证中心主义”著称,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屈指可数,在几乎完全地仅对书面证据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势必易导致证据可信度的下降,进而影响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英关法系的做法,有步骤的建立完善的传闻证据规则,以便顺应加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国际趋势、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     

强化退补侦查监督确保公诉案件质量

公诉过程中的退回补充侦查是指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或出庭公诉过程中，对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退回原侦查机关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诉讼活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程序。对于弥补侦查和审查起诉中的缺陷和不足．确保公诉案件质量有着不可抹煞的作用。     

完善现行撤回公诉制度的几点思考

撤回公诉权是一种诉讼请求权,是公诉权不可分割的一项内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而这些规定也很不全面、科学.正是由于立法的缺失和司法解释的不完善,导致各地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撤回公诉时做法不统一,影响了公诉权行使的准确性、严肃性、权威性、公正性,有的甚至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规范撤回公诉权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简述完善现行撤回公诉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一事不再理原则反思我国程序性制裁措施的新建构

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复追诉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机制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甚至也没有关于重复追诉的法定理论界定。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重复追诉的理念基础选择的分析,提出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弥补我国在一事不再理原则上的空白,实现与世界刑事诉讼法价值的接轨,即不仅实现整个诉讼程序的公正,还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宪法性权利,也就是加强人权的保障。同时,在将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明确地适用我国后,提出了另一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建构密切相关的制裁措施,即程序性制裁措施,以期通过宏观分析实现《刑事诉讼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     

谈“沉默权”在我国侦查讯问中的使用

“沉默权”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项制度,它首先在英国得到确立,后在众多西方国家得到借鉴和引用,我国在侦查讯问活动中当前存在着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但是如果全盘袭用外国的方式和方法也会影响到我国侦讯工作的效率,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寻求一条合理使用沉默权的路子。     

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权浅析

现代法制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犯罪人权利保障的发展史,而无辜被害人的权利似乎被抽象的公权力所覆盖,且慢慢地被人遗忘。受国家制度、经济条件、司法理念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刑事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在法律援助权方面,虽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给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比,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在理论和实践当中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困难。本文主要从法律的平等性原则、诉讼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三个方面论述了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权的价值基础。介绍了域外的法律援助模式,分析了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现状。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就加强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权提出了粗浅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