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劳动合约签订率低的原因分析——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产业分割的分析框架

劳动合约签订是劳动保护的重要形式,但我国农民工劳动合约签订率却只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有暂时较大幅度的上扬,此后随时间推移却几近停滞。文章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产业分割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不同劳动力市场特征和产业组织特征组合的四象限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象限中劳动合约的运行机制,并结合我国边缘产业和农民工现状,就劳动合约签订问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在边缘产业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组合下,农民工劳动合约签订存在着"组织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三重困境,这是我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就业转型问题

基于劳动本位价值观的农民就业转型是指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劳动安全卫生、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劳动收入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保险健全等。应以农村再工业化扩张劳动需求,以加快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市民化实现就业与居住统一,以多层次集体谈判提升农民工劳动分配能力。     

1998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展望

一、1998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环境分析由于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未来劳动力增长压力依然十分沉重。据劳动部门推算,整个"九五"期间都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力资源供给将从"八五"时期的年均1870万人进一步增加到2030万人,即使扣除当年退出劳动年龄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约950万,每年仍将净增劳动力1080多万人。随着市场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判断、战略目标和制度创新思路

我国劳动力优势将长期保持，但年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结束，无条件供给的发展方式不能继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但受制度性因素困扰，转移陷入胶着状态。需要立足当前，明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战略任务和制度创新目标及思路，解决影响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建立市民化的制度通道，在农民进城就业的全过程加强教育培训。     

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分析——兼论“民工荒”的成因及对策

双重劳动力市场是我国二元经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应,随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人力资本差别将逐步缩小,劳动供给弹性有逐渐缩小和趋同的趋势,双重劳动力市场最终将会被劳动力一体化市场所取代,其前提条件是加强农民工文化素质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进城门槛和减少转移成本,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障。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是否存在劳动力市场? 要弄清这间题,首先就要弄清。在社会主义下,是否存在“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因为否认社会主义下存在劳动力市场,是以劳动的直接社会性作为理论根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排除商品生产、排除市场机制的一种理     

劳动分占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探因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农村出现了以无效劳动分占有效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分占。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农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有效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从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回顾农村经济的变革过程,能够客观地看到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能否从事有效劳动,或者说有效劳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农村劳动力。这就说明,向农村提供充足的有效劳动的机会,才是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     

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刍议

本文在论证了农民工应享有劳动力产权的基础上界定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概念,指出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一般特征相比具有两方面的自身特征:一是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确立具有前提条件性;二是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实现具有阶段性。最后阐析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内在化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等四个方面。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劳动力重塑

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构成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也是我国跨越贫困陷阱的重要支撑因素，但只有通过劳动力的重塑，提升以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力要素的质量，扩大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从提高供给水平和增强国内需求的两个方向努力，才能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规避可能发生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民工荒”我国经济到了并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1996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展望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雏型已经基本形成:1.用工制度改革力度明显加大,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开始转换。经过17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已开始发生变化,市场机制已经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发挥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调节作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经济中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基本上转向市场调节,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城镇大集体企业通过改革企业机制以及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扩大了企业劳动用工及工资分配的自     

建立多重劳动关系促进再就业

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转移问题，是当前推进再就业工程过程中最频繁碰到而又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劳动力输人方不肯接纳劳动关系，一部分下岗职工为保住在原单位的劳动关系，宁愿只拿下岗补贴也不愿再就业；因为劳动力输出方要求同时输出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一些用人单位宁愿用素质较差的外地工也不愿用下岗工人。可以说，劳动关系是制约再就业工程的“瓶颈”，使许多本来可以解决的再就业问题而难以解决。     

"民工荒"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下岗失业的原因探析

一、劳动力供求矛盾 1．劳动力供给。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决定一个国家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平均工作时间和移民。主要分析前两个因素。(1)人口。我国由于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人口政策失误，出现了几次生育高峰，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国际上统计口径为16～65岁)占总人口比重居高不下，所以，劳动力供给过旺，形成持续性的巨大就业压力。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形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口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劳动人口多并不等于人口红利。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使劳动力有机会和资本结合;二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存在一个强大的后备军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没有这个后备军,经济就会进入均衡状态,人口红利将消失。     

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问题研究

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部分劳动力已成为我国第二、三产业劳动大军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他们文化素质比较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缺乏在城镇就业的劳动职业技能,外出劳动力就业面临种种困难。对此,本文提出了加快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能力培训方式方法的改革、加快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步伐、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建立外出劳动力就业的工伤和医疗保险制度,明确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诸如分类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     

中国农民工供给态势与“十二五”时期走向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总体上仍然过剩,但结构性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从长期供过于求转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的新阶段。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将是我国中长期的重要任务。十二五以及更长时间内,要做好劳动力转移工作,必须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放在重要的位置,坚持发展服务业,有序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工作,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居民培训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参与弹性研究

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弹性,结果表明:女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明显大于男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随着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逐渐减小.因此,设计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有助于城镇贫困的削减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困境及其战略选择

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是市民化的依托条件;市民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城市化发展水平,而且依赖于城市所能提供和创造的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大小。但是,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却面临城市化发展的低水平、城市就业扩张力度不足、城市容量有限等城市化发展困境的制约。只有对城市化发展战略进行审视和选择,培育城市的主导产业,培育有劳动力集聚效应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当前农民工进城体制的设计框架及建议

一、将农民工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成为统筹城乡的核心问题来解决 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和部分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农民的转移之路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是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冲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促进了通过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机制的形成,也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