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小说中女性消费行为文化意义解析——湖北女性文学另类观照

方方的小说以写实为主要特征,《树树皆秋色》、《出门寻死》也以女性生存主题及原生态的写实延续其风格。作品主要描写女性所处的阶层和日常生活写实的消费文化:社会上层女性的符号消费与个性消费区隔的写实;社会底层中扩展家庭女性的底层代理消费。她们有通常的男权社会所期待的女性消费,又不同于西方文化视阈中的代理消费,以女性视角对女性生存状态原生写实,正是方方小说的女性文化价值所在。     

女性消费的社会文化构建——对方方小说中女性文化的别样言说

方方的小说《树树皆秋色》、《出门寻死》以她对"女性生命运的关注"的取向选取女性日常生活的原生场景描写,她们的消费行为蕴涵的符号标识了她们各自的阶层和群体,显示了她们之间的区隔,读者可由此体察作品人物.传统习俗与文化将女性消费作了亚范畴地位的规制,女性的消费也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建构的.她们既有通常的男权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的消费,又有中国式的女性代理消费.通过文化分析研究,可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能够深入当代消费社会机制的更为广阔的视野.     

可恨还是可怜——《榆树下的欲望》与《武则天传》人物解读

奥尼尔在《榆树下的欲望》中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性格复杂的悲剧女性——爱碧,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武则天传》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低等动物,母爱是天性。虎毒不食子,作为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她们是可恨的,但是在当时特有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她们又是可怜的,不能简单地批判她们离经叛道、心狠手辣、蛇蝎心肠,其实她们是男权社会的反叛者,是残酷现实社会的悲剧人物。     

同是天涯“沦落”人——顾曼璐与曹七巧形象比较

张爱玲小说《半生缘》和《金锁记》中的两位女性有着让人同情的悲惨命运,但也有着令人发指的变态心理。从她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这些客观因素上分析,发现两人的出身都属于社会下层,受过不高的教育,都置身于残酷的封建文化环境里,而且同依附于男权社会。从她们的性格、情理、爱情婚姻观这些主观因素上看,她们都有相同的阴暗性格、相同的自卑心理,以及严重缺乏安全感,但在对命运挣扎的方式和力度方面两人的表现有所不同。从她们的生存环境和变态心理可分析得出,封建文化压抑下的女性都悖离于自然的、有生机的人性,封建文化对生命具有强烈的摧毁性。     

对金索沃《柴藤》的女性主义解读

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70年代以后的畅销书作家,她的作品深入普通女性的生活,揭示了她们在男权社会诸多不平等中艰难的自我成长的历程.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解读她的代表作小说<柴藤>中的泰勒·格雷亚等主要女性人物,揭示出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成长,表达了新一代美国女性反抗传统束缚的心声和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     

论《左传》中齐鲁两国女性的风貌及其文化内蕴

《左传》所记齐鲁两国女性的行事多与婚恋有关,因而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在东夷文化的大背景中,齐鲁两国习俗和精神文化的相同与互异、冲突与融合;展现了男权文化伊始时,齐鲁女性的情感、遭遇和命运;同时为后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彰显的女性形象,并且由她们忧郁的命运及她们自己咀嚼了无数遍的情感积淀成了经典的文学原型.     

驱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死者》中的女性形象探索

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中的几个主要女性人物都具有复杂的感情世界,敏锐的自我意识,鲜明的个性以及批判精神。她们不仅表达了女性在家庭、社交和职业上的诉求,更打破了男权神话,解构了菲勒斯中心主义,重塑了当时的女性形象,引起读者对女性的地位、权利和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同时,女性人物的塑造也反映了乔伊斯个人对女性以及两性关系的态度和反思。     

异球他乡 女歌未央——电影《阿凡达》浓重的女性主义色彩余艳

电影《阿凡达》以其丰富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了从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可能。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影片中两性权力关系的构建及女性优越特质的体现。不论导演是否刻意为之,影片都通过女性在男权文化语境中独特的生命体验向观众展示了女性超凡的品行气质和人格魅力。本文将分析影片中的五位重要女性人物,通过比较她们同男性人物的差别和抗衡来凸显女性独特而高贵的品质。作者认为《阿凡达》带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是对女性及女性特质的赞歌。     

略论铁凝《玫瑰门》中男性的虚化

铁凝作为80年代女性作家的典型代表,其女性主义的观点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具体的呈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她们自身的缺失注定了女性悲剧的一生。本文以《玫瑰门》为例,从表现、原因、意义三方面具体分析铁凝在作品中是如何虚化男性,从而体现对女性的观照,旨在说明这种“虚化”的作用以及对现实的意义。     

男权世界里的女性舞台——浅析元杂剧中女性形象的特点

世界被男性统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直到十九世纪世界女权运动才萌芽于欧洲.其实早在中国元代就有女权运动的影子.那就是元代戏剧家笔下的女性.尽管她们的崛起或反抗总是显得势单力薄,但却有声有色,坚韧不拔.她们尽显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聪慧善良、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有力地讽刺、鞭挞了男权世界,从某种角度展示了女性的价值和尊严,表达了女性的愿望和诉求.     

魏晋南北朝人鬼恋小说男权意识的体现

文学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活动,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受社会的制约并为社会服务。因此,社会时代的发展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印记。魏晋南北朝人鬼恋小说中的女鬼形象,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和审视这些在传统男权文化语境下的身影,会发现她们折射出的只是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     

论《罗马热病》中深受男权意识禁锢的女性形象

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在其短篇小说《罗马热病》中描述了现已寡居的两位旧时闺中密友在罗马的邂逅．由此揭露双方隐瞒多年的秘情。作家通过潜意识行为动作与周围环境的细腻描写，层层推进地塑造了因嫉妒而丧失理智的女性形象．从而揭示了西方社会男权意识禁锢下女性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从《觉醒》看肖班对母性神话的解构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解读肖班在《觉醒》中解构母性神话,揭露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母亲身份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母性淡化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母亲价值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异化。     

女性的心灵成长之路——《接骨师之女》的女性主义解读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描绘了女主人公露丝和她的母亲茹灵的心灵成长之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露丝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双重禁锢而倍感窒息,同时复杂而微妙的母女关系也令露丝母女命运多舛。面对种种挫折,她们不断历练成长,渐渐走上了觉醒之路,成为坚强、独立的女性。文章揭示女性人物精神和生活受到压制的原因,并在她们的成长与觉醒中寻求解决女性生存困境与精神压抑的方法。     

从《海滨故人》看“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在启蒙话语的激励下,走向社会。她们一方面失去家庭的庇护而身在母爱缺失的焦虑之中,另一方面经历了寻找爱情和男性同谋者的失败。在社会的重压和内在困境的合力下,他们选择了放弃。她们不是勇敢地去面对现实,而是退回女儿国中,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精神独立。《海滨故人》没有树立强者意义上的时代新女性,但它的意义,正在于让我们得以一窥彼时女性选择的艰难和她们在时代风雨中的遭遇及挣扎。     

论女性主义的彰显与不足——兼评《傲慢与偏见》、《简爱》、《德伯家的苔丝》

19世纪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简爱》以及《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都突破了以男性为中心人物的视野,体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社会仍然以男性为主宰,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或者成为男权社会潜意识的迎合者,或者成为男性作家笔下无意识的依附者,这一切为女性主义在男权社会里步履艰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看不见的女人——《看不见的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在国内,关于《看不见的人》的研究都是围绕男主人公以及他周围的男人们,而没有关注到其中的女性人物。她们大多是无名无姓、没有自己的声音。本文将借用美国学者Anne Folwell Stanford的两分法,分析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形象。笔者发现黑人女性更多地扮演＂母亲＂形象,而白人女性大多扮演＂诱惑者＂形象。她们依然没有摆脱白人男性社会赋予的刻板形象,都是以与男性的关系定位身份,人格化特征不明显的人物。本质上,她们是＂看不见的女人＂。     

从红颜知己到蓝颜知己:社会言说主角的再分配

话语建构精神.人类语言交际中许多的语言现象透露出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实质,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越来越多地显示其作为社会言说角色愈加重要的一个部分.     

权力与妥协--《佛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文学符号学中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的深层关系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不常用的方法。本文尝试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乔治·艾略特的《佛洛斯河上的磨坊》进行阐释。通过分析,文本的深层结构显示: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性爱及女性群体都成为传播男权意识形态的“媒介”,主流社会通过这些“媒介”界定了男性理想中女性的角色、地位及气质,迫使女主人公接受传统女性概念,把她的行动限制在男权文化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最终导致男权意识在女性心理上的内化,从而彻底阻碍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从背弃到妥协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意识与主流社会意识对抗的必然结果。     

浅析《围城》中知识女性的群体特征

《围城》写于20世纪40年代,一经发表便被誉为是一部新版《儒林外史》。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用大量笔墨勾勒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也颇下了一番工夫。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通过知识女性形象的独特描写,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况和人生轨迹。尽管她们的境遇不同,命运不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们各自的经历却赋予了她们共同的特征。本文笔者仅从小说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女性形象人手对她们的共同特征进行剖析,并就此提出自己关于知识女性人生观的看法。所谓知识女性,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涵义,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钱钟书先生笔下的知识女性是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围城》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可以称之为知识女性群体,她们之间的共同的特征如下:群体特征一:接受良好教育,改变社会地位在旧中国,女性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正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没有读书识字的自由。这一切严重压抑着女性的身心,命运无法由她们自己来主宰,她们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围城》中的知识女性正是通过接受良好教育,获取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力争摆脱男人的束缚,进而主宰自己的命运。主要表现在:鲍小姐由未婚夫李医生出资,一个人到英国伦敦学习产科两年,回国后与李医生结婚并一同挂牌行医;苏文纨在法国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孙柔嘉大学毕业,由赵辛楣引荐到三闾大学任教;在家养病的汪太太,“中国画和钢琴”是她嫁妆里代表文化的部分,好比其他女人的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帽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