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漂绿”行为

针对企业“漂绿”问题屡禁不止的现状,分析了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以2010—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会诱发企业“漂绿”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实践的选择性披露;而且,业绩期望落差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检验表明,业绩期望落差会恶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短视,进而导致“漂绿”行为。此外,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本地媒体监督能够抑制业绩期望落差驱动的企业“漂绿”行为,但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及异地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不明显。     

企业“漂绿”行为的成因风险与防治

发展绿色金融是构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绿色金融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漂绿”现象和行为影响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制度层面、市场层面、企业层面分析“漂绿”现象的成因,探究“漂绿”行为在宏观、微观层面给各利益相关者带来的风险,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漂绿”的了解。基于此,应加强相关制度建设,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健全以政府、媒体为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挥出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红利效应。     

ESG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式研究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ESG的延续与转变，标志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理念实现了重大进阶。本文以深市A股135家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在ESG背景下从组态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社会监督水平、企业组织冗余、企业产权性质、高管学历水平以及行业协会任职经历这七个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驱动模式。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必要条件，且各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不同前因条件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存在四种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适配性选择方案，分别为经济推动型、压力驱动型、认知推动型和能力推动型模式。     

高管团队结构特征如何提升科技企业绩效——基于组态视角的联动效应研究

已有从高管团队构成特征视角探讨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考虑单一要素的驱动作用,尚未深入探讨各前因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复杂因果机制。本文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高管团队断裂带和CEOTMT交互两个维度,将高管团队结构特征划分为5个前因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高管团队断裂带和CEO-TMT交互对科技企业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科技企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对科技企业绩效产生相同的效果,且各前因条件对科技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科技企业高绩效的驱动模式有4种,分别是社会分类断层型、信息和社会化经验交互型、关系和信息交互型以及任务相关断层—关系交互型,其中信息和社会化经验交互型驱动模式最为普遍;科技企业非高绩效的驱动模式有2种,分别是关系型特征趋同型和团队断层—关系和信息交互型。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拓展了高管团队结构特征与科技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为提升科技企业绩效提供了实践启示。     

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回顾与展望

企业漂绿行为的日益普遍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丰富发展。然而,仍缺乏更深入的文献回顾以揭示漂绿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及影响。文章阐述了企业漂绿行为的内涵、表现形式及衡量指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归纳企业漂绿行为的动机,总结出企业漂绿行为对消费者、企业、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并深入总结在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个层面上的治理策略,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漂绿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漂绿研究综述：动因、后果与治理

以2011～2022年收录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企业漂绿论文为分析对象,从企业漂绿的界定、形式、解释理论、动因、后果及治理等方面回顾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学界对漂绿界定、形式的探讨正由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是解释漂绿的主流理论;在关注企业漂绿的制度压力等外因、企业特征等内因基础上,学者更为聚焦于漂绿的内外因联动问题研究;企业漂绿的后果分析视角由消费者、企业自身层面向更为宏观多维的社会层面演进。企业漂绿研究方兴未艾,可向增加漂绿理论研究多元性、强化漂绿动因研究系统性、凸显漂绿后果研究联动性、重视漂绿治理研究协同性等方面拓展延伸。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就是企业金融化,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无疑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论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都会增加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企业竞争地位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中起到了反向的交互作用,而且竞争地位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配置金融资产,市场套利动机是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动因。因此,应降低行业进入壁垒和行业集中度,加强对企业融资后资金去向的监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提高实体经济活动的投资回报率。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CDM模型,建立四方程递归模型。首次用近几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测度和分析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决策、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因素的影响。模型估计考虑了选择性偏差对创新的影响,并对相关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绿色转型还是投机漂绿：金融支持视角下高碳企业的策略选择

面对高昂的绿色转型成本，投机漂绿成了部分高碳企业难以抵抗的诱惑，并逐渐渗透进绿色金融领域。为了加速高碳企业开展实质性的绿色转型，本研究从金融支持的视角出发，构建由高碳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严格监管和金融机构严格审核的“双严”策略以及将企业信用等级与行为挂钩的举措，均能够有效约束高碳企业的投机漂绿行为。增加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声誉收益，能够激励其采取严格审核策略。政府的奖惩机制能起到良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但惩罚效果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政府应重视提高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观意愿，鼓励金融机构严格化、标准化绿色金融服务范畴，积极发挥政策引导和监管约束作用。     

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 ——基于QCA分析的视角

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运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角度,实证了创新因素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①创新投入与政府补贴要素的组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果;②在创新投入、政府补贴和低市场竞争的组合下,企业更容易获得高创新绩效;③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董事长兼任CEO的情况下,更容易取得高创新的成绩.     

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提升驱动机制分析

提升创新质量是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综合考虑多层次影响因素并发耦合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有助于在整体剖析创新质量影响机理的同时，把握不同驱动路径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整体上构建多层次影响因素，探究制造企业创新质量要素间并发耦合因果关系和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基本特征、高管特征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的任意单个前因变量都不构成制造企业提升创新质量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内外资源驱动、市场竞争激励下高管驱动以及盈利能力缺失下环境和高管共同驱动三种路径提升创新质量，这表明创新质量提升存在多重路径；此外，企业规模与融资约束存在“互斥”效应。本研究可为系统探究制造企业创新质量驱动机理提供新思路，为有效激励企业实施创新提供参考依据。     

产品市场竞争、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基于企业捐赠视角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竞争因素和高管激励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还发现,虽然规模越大的企业,捐赠支出越多,但规模越大的企业,相对捐赠比值越小;公众理性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应结合企业竞争环境和企业规模;高管薪酬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关系不显著。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目前全球制造业进入新一轮技术升级周期，创新促进制造业重新洗牌。然而，制造企业在创新质量的提升方面仍然面临极大挑战。本文基于TOE框架构建了驱动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多因素模型，并应用fsQCA方法对收集到的382家制造企业进行了组态路径的分析。结果表明：单个因素并不足以构成驱动制造企业达到高水平创新质量的必要条件；驱动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创新质量的组态路径有3条，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组织韧性和IP管理路径、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及产业链整合能力驱动下的组织韧性和IP管理路径。造成低水平创新质量的组态结果有2条，与实现高水平创新质量的组态结果是不对称的；在一定的情境下，前因条件之间存在相应的替代关系。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创新质量背后的复杂成因，以期为制造企业根植于自身情景制定适合企业自身的创新质量提升路径提供参考。     

浅论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分析

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产品市场竞争下，管理者能力越强，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高，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和高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测度管理者能力，以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析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因素和管理者能力经济后果，这对进一步加强公司信息披露和监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通过兼并收购,是企业实现规模扩张,谋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由此而引发的会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本文分析比较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处理的异同,进而对我国合并会计处理方法提出改进建议。     

企业成长性、CEO财务专长与企业价值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南橘北枳",意思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性状.举一反三,企业管理者的才能是否也会因为组织环境的差异而发挥不同的作用?本文结合企业的成长性水平,从投资行为和成本管控的视角,系统分析与检验了CEO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财务出身的CEO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易错失投资机会,有损企业价值;而对于低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则有助于企业实现成本领先,提升企业价值.路径检验发现,对于高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部分的投资水平路径;对于低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部分的成本管控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财务专长对企业投资水平、企业价值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具备高成长性的国有企业之中;成长性水平降低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具有财务专长的CEO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管控水平,促进企业价值上升.     

我国企业的扩张动力:基于政——企网络关系的思考

企业规模扩张的动力根源在于政府和企业两个行为主体对企业边界的认知态度趋同,期望通过企业扩张战略的选择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为防止和抑制政府及企业的非理性行为,需采取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激励国有企业实现规模扩张路径的市场化;健全企业家市场,提倡企业家精神;完善法制法规,加强企业监管;引导企业制定谨慎扩张的组织发展规划等5项措施,构建公平型政——企网络关系,为企业成长和适度扩张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电商企业刷单与电商平台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

刷单是当前电商环境下常见的虚假交易行为。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电商企业与电商平台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二者的演化策略及其条件,并运用Matlab进行情景仿真得出相应监管启示,最后从政府和电商平台两个方面提出了制约电商企业刷单行为的建议。研究发现,当社会各方对刷单重视度低时,平台实施消(积)极监管的声誉损失(收益)不高,政府应介入到平台监管中;刷单监管存在根本性和辅助性两类策略,社会各方应优先做好根本性策略。政策建议包括:提高电商企业刷单成本,加大刷单惩罚力度;政府应拓宽社会举报渠道,并适时介入平台监管;平台应主动开放监管信息,重点强化事后监管效度;建立多元化的电商企业评价排名制度。     

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三方质量监管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我国产品质量水平低下,政府监管能力不足,企业检验水平低下,消费者评价缺失,因此亟需加强改进。本文对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存在的问题:多头监管现象严重、行政执法效率不高、监管能力不足、质量违法成本低四个方面,并从政府监管、企业检验、社会消费者评价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产品质量监管的因素。最后,构建了产品质量监管水平指标体系,并提出相关对策,对改善产品质量监管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分析——基于TOE框架的fsQCA研究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绿色创新绩效。文章以中国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选取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以及6个具有代表性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不同数字化转型条件下企业获得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研究发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可归纳为雄狮型（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型）和群狼型（数字转型战略-数字合作环境共同驱动型）两种模式;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技术人才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不同条件组态的殊途同归效应,主动适应所在地的数字环境条件,注重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的适配,从而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