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68个农户2007年的小额贷款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贷款数额、贷款用途、劳动力数量、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小额信贷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将贷款资金投入到非农产业也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并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农户具有广泛的金融需求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其对利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借贷以短期、小额为主,用途兼有生活与生产性、但以生活性为主,借款未归还的比重较低。人口、劳动力、学生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家庭储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信用社是否对农户的评级、农户所在地是否存在有息借贷等指标,是影响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是否具有金融需求的显著因素。     

清末民初保定经济近代化初探

清末民初,在晚清新政带动下,保定经济迅速向近代化过渡,一个传统的封建政治中心也出现了很浓厚的现代气息。但随着天津迅速崛起,保定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相对衰落了,保定的经济体系已经纳入到以天津为中心的沿海经济体系圈之中,从而服从于天津的经济领导地位。从整体来看,清末民初,保定经济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但是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地理位置的劣势、政治中心地位的下降,保定的经济形态依然是以传统的经济形态为主,具体表现为资本少,生产规模有限,技术力量薄弱,保定依然以传统性的中小消费性城市为基调。     

我国农业生产力决定现代农业组织演进的研究

通过对1985~2005年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户性质变迁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决定农业组织演进的变化过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的存在状态,产生了农户打破自给自足和"小农均衡"状态的经济剩余。农户作为配置和利用农业生产要素的经济组织,正从传统农户和商品农户向现代农户转变。促进我国农户向现代农业组织演进的根本途径是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现状及对策分析——基于山东省17个县市的抽样调查

依据对山东省17县市261份农户金融需求及满足状况的调研数据,发现山东省农户借款需求较为强烈,资金需求以中短期为主,对农户大额资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从亲朋好友借款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是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难的主要原因;农户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生产性需求比重较小。为此,应强化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邮政储蓄的支农责任;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引导农民合理消费。     

制度变迁、意识形态与农村金融体系

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博弈贯穿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拟合程度决定了农村金融改革过程及其绩效。国家的制度供给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是必要的,但缺乏与农户协商的制度供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制度供给的低效率。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要充分发挥农村内生金融制度在优化资金配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作用,辅之外生金融制度,弥补内生金融制度不足。同时要积极培养农户意识形态,推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     

惠友步步为营

正在极速变革的商业环境中,二十年成长,既是过去成就的积蓄,更是布局未来的新起点。二十年的发展,从开办涿州第一家超市,到如今年营业额超过30亿元的产业集团,在群雄逐鹿的河北零售界,惠友已经成为区域零售中年富力壮的"强力股"。从涿州横跨到保定,从保定纵跃河北,60余家门店遍及保定、涿州、     

外商投资推动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变迁

外商投资不仅是２０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最有力的推动者，而且是资源配置方式及经济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人们在争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冲击了民族经济、挤跨了民族品牌时，往往莫衷一是，且易忽视外商投资的体制效应。本文仅从制度变迁的一个侧面－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变迁阐述外商投资的体制效应。     

不同经济水平下我国省域产业结构演变实证研究———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而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变量结构为三次产业的结构,研究产业结构的变迁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２０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把我国省域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按不同类型地区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变迁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类型地区的产业产出结构及产业就业结构的变迁轨迹,为我国省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持。     

惠友步步为营

正在极速变革的商业环境中,二十年成长,既是过去成就的积蓄,更是布局未来的新起点。二十年的发展,从开办涿州第一家超市,到如今年营业额超过30亿元的产业集团,在群雄逐鹿的河北零售界,惠友已经成为区域零售中年富力壮的"强力股"。从涿州横跨到保定,从保定纵跃河北,60余家门店遍及保定、涿州、石家庄、沧州、廊坊等地区,再到横跨地产、农业、物流、金融等产业,合纵连横,步步为营。抛开这些数字,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立志要基业长青的品牌。     

扩大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保持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稳定

家庭承包制与农业经营效益低下的矛盾,其原因不是家庭土地承包制本身,而是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因此,保持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稳定,需要从家庭土地承包规模的变动中求得整体制度的稳定。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土地自主流转机制,及时调整家庭经营规模,这不仅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也是保证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     

农户征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究

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了农户征信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我国农户征信制度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如农户个人信用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信息质量不高、缺乏征信产品创新的动力机制、个人信用征信的法律建设缓慢等，提出加强对征信行业的管理，尽快实现各个行业的信息共享；创新农户征信产品，完善农户征信体系；加快征信的法律建设等建议。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是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文章运用回归分析、EG协整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1996年～2007年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结论为：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存在协整关系。     

我国农户征信建设研究综述

农户征信建设是防范农村金融风险，实现农村信用环境改善的基础。从农户征信的内涵，农户信息的采集、加工和使用，农户征信的现有模式等方面入手，对农户征信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指明我国农户征信建设现实和研究中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并提出结合我国农户的特殊属性对农户征信理论进行构建研究的想法。     

农户小额信贷的运作与管理研究

当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政策还处于完善阶段。在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农户贷款难的现实。本文通过分析农户小额信贷的特征以及在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管理模式两个方面提出完善农户小额信贷运作与管理的建议,力求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     

关于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手笔,意在破解我国的“伪城镇化”或“半城镇化”难题,也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重庆市政府为户籍制度改革做了充分准备,以十大机制保障转户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生产以及退出土地的优化配置。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重庆市政府和人民积极应对,并不断深化改革。     

农户征信制度发挥效用的条件

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对我国现行征信模式下的征信制度效用进行预测,得出：对失信农户过度的市场惩戒是现行农户征信制度绩效低下和农户贷款交易不足的主要原因;对正负信息全面征信为最优农户征信制度安排;在农村信贷市场,法律惩戒较市场惩戒更优。要充分发挥农户征信制度效用,需满足如下条件：继续强化法律惩戒手段,进一步加大诚信激励力度,尽快提高信用信息质量和信息共享的程度与范围。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性别视角反思

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性别视角,在以户为单位的承包方式下,妇女土地权利取得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较强,婚嫁妇女的土地权益更易遭受侵害.此外,重效率的政策倾向使妇女土地权益易被剥夺,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妇女权益也面临流失.因此,建议改革完善现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土地立法程序,在土地确权登记时明确赋予妇女共有产权;同时,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积极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等多种市场化流转方式,切实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模型估算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四个变量中,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对农地转出率影响最大,回归系数达到了0.528,即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使农地转出率增长52.8%。就业流动自由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也比较大,回归系数为0.423。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对农地转出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回归系数为0.126。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