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爱好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成就感的中介作用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幸福感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探讨职业爱好与老年人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成就感在职业爱好中承担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作用角色,使用职业爱好分类表、 幸福感指数量表、 感情-社会成就问卷,对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的河北省200名5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职业爱好拥有对老年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水平有显著的主效应;2)在控制相关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后,职业爱好拥有对成就感和幸福感的效应显著,多重比较发现,随职业爱好拥有度增加成就感增加,幸福感水平增加;3)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作用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发现,职业爱好拥有度对幸福感直接作用不显著,而是通过增加成就感间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职业爱好拥有度以成就感为中介变量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通径系数为-0.426.研究表明,职业爱好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其中成就感在此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呼包鄂地区为例

主观幸福感在现代社会愈加受到关注。本文从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外在内在两方面影响因素研究主观幸福感,选取内蒙古呼包鄂地区进行问卷调查,516份有效问卷处理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及其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作任务因子对事业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人际关系因子对事业取向、职业取向和谋生取向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总体工作价值观及事业取向、职业取向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职业取向、谋生取向在人际关系因子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事业取向在工作任务压力因子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建议组织从工作环境、管理制度、组织文化等方面降低员工工作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     

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我国各地区居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但是收入的增加并不代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两者并不是一直成正比关系。很多专家通过分析后指出,居民的幸福感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政府服务、家庭因素、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等都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影响,而居民收入的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外国学者认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相对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其主观幸福感比较强,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其主观幸福感比较低,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国内也有相关报告指出,随着个人收入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在逐渐提升。本文首先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内容进行了简单阐述,其次分析了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以提升居民收入为基础来促进居民幸福感提高的对策。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利益集——以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是服务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在借鉴巴顾兹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利益集影响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概念模型,并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利益集各维度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功能利益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影响最大;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利益集对其任务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大小不同。     

人格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如今行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它对于国家科学衡量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现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述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及意义,选择人格因素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的原因及人格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现阶段条件下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展望.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本文运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降低;非正规就业市场上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更是显著降低了女性主观幸福感;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损失也会显著增加。此外,受教育年限对女性和中、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政府应该尽力消除城乡、行业和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努力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促使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走向正规岗位。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地理视角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作用。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多层定序逻辑模型检验了社区与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社区及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会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可能性,住所距最近公共交通站点越远,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概率越大,而城市每万人公交拥有量的增加对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

为了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人际信任的现状及关系.采用国内主观幸福感量表和大学生网络人际信任问卷,随机选取99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学科方面均无显著差异;(2)大学生网络人际信任在性别和学科上有显著差异;(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人际信任不相关.     

饭店员工主观幸福感、情绪智力、情绪劳动对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一个中介调节路径模型

基于对京沪两地360名饭店员工的问卷调查,本文对饭店员工主观幸福感、情绪智力、情绪劳动策略和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进了实证研究,重点考察了情绪劳动策略在情绪智力和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主观幸福感在情绪劳动策略和离职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主要结论:(1)情绪智力、情绪劳动策略、主观幸福感均与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情绪劳动策略的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在情绪智力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3)情绪劳动策略的表层行为对离职倾向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主观幸福感在其中没有调节作用;深层行为和自然调节策略本身并不能直接负向影响离职倾向,这两种策略通过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而对离职倾向产生负向影响.     

大学生人格特征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了关于大学生人格特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是外向性人格维度与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有显著的负相关.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大学生这个群体他们的人格特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优惠券持有状态对品牌好感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以感知价值和主观幸福感代表优惠券禀赋效应引发的认知和情感评价,以品牌好感度代表由持有优惠券而引致的行为倾向,采用心理学实验检验了优惠券持有状态对品牌好感度的影响机制并发现,券面面值和获得概率对感知价值、主观幸福感及品牌好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品牌好感度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其中,在刚获得时二者程度最高;而与赠予相比,丢失时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丢失相比,赠予时的品牌好感度更高。此外,感知价值和主观幸福感对品牌好感度有积极的影响。其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仅更大,而且在感知价值影响品牌好感度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社会对人类主观幸福感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被学者们深入研究,比如大学生、城市居民、教师、知识型员工等。本文以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贲任公司为案例,开展了对煤炭企业员工这一特殊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影响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生存、尊重、社会、发展四个层次的薪酬福利、劳动保护、后勘服务、管理方式、工作安排、自我家庭、培训发展、家属问题、工作成就九个因素,并得出了在目前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阶段,影响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还是集中在外部因素的结论。     

工作时间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影响——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基于激活理论和基本心理需求理论,本研究从工作领域内的时间压力出发,探讨工作时间压力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广州地区企业员工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1)工作时间压力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存在倒U型曲线作用,即存在最佳工作时间压力水平,此时个体主观幸福感达到最高值,低于或者高于最佳工作时间压力水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都远离最佳主观幸福感水平;(2)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工作时间压力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倒U型曲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高职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获得数据了解目前高职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现状,以及高职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在关注宿舍人际关系的同时注重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合适的工具,提升高职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数据,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分析社会中不同经济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2)2014年健康状况、环境污染、工作时长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且随着身体变差、污染变严重、工时加长,个体幸福感显著降低;(3)随着社区设施的增多,居民幸福感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少的趋势,城市可考虑建设混合型社区,适当增加社区设施的种类方便居民生活出行。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本文是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进行的一个文献综述。通过从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指标可靠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公共政策意义等角度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有助于今后对于特定人群主观幸福感的深入研究的开展。     

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事支持和同事信任以及亲社会动机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幸福感的报道越来越多,员工的幸福感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基于组织行为学提出的旨在提升员工道德意识的领导方式——道德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幸福感的研究还为数不多.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文引入同事支持和同事信任作为中介变量,以及亲社会动机作为调节变量,试图考察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基于对197名企业员工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2)道德型领导可以促进同事支持和同事信任进而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3)亲社会动机在道德型领导和同事支持、同事信任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高师女大学生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以某师范大学的200名女生为被试,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她们进行测试,目的是为了探讨高师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高师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与人交谈方面的相关性最高。②人际关系困扰中的与人交谈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达到17.8%,对主观幸福感有很高的预测力。     

不同研究取向下的员工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研究目的:探讨组织员工幸福感对其工作绩效的深层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幸福感的不同研究取向进行梳理和归纳。结果: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可能会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同时工作绩效高低又会通过影响员工个人情绪体验从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心理幸福感因其自身结构特点,很可能通过某些中介变量如工作幸福感等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结论: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     

居住环境、通勤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利于民生改善,助力幸福城市建设。利用《2018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调查问卷》和Python抓取的城市经济地理大数据,探讨居住环境、通勤时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群体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居住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随通勤时间增加而降低,居住环境与通勤时间之间补偿关系显著,且对本地居民、有住房产权者及个体商户作用更强。不同年龄阶段群体、不同户籍类型居民幸福感受居住环境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有住房产权者偏好教育资源以及适宜的居住面积;个体商户更偏好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基于此,从改善交通环境、优化社区生活圈等方面给出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促进民生改善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