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要限制自由裁量权

正据报载:"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以来,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陆续修订了本地区的计生条例。对于"超生罚款"问题,除了正在征求意见的北京外,已经有包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在内的21个省份,在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中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     

中国农村人口政策的缺陷与选择

本文有两个中心用意,第一,旨在说明制度与政策对家庭生育的重要影响,以及制度与政策的适当结合,可迅速降低人口出生率;第二,旨在推荐一组能够维持低出生率的制度与政策,这组制度与政策能够明显克服产生高出生率的现行政策的缺陷。 为此,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个理论框架,以便对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和抚养孩子的能力有所了解。然后,我们把过去四十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变化,与其他几个把制度与政策结合使用,不实行计划生育,同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最后,对影响发展中国家家庭生育决策的大量因素进行总结,对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和这一政策对农村人口出生率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并针对中国当前事实上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同时又对人口生育数量进行控制的人口政策,推荐一种有效的抉择。认识到当前人口政策在农民与政府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对于全面理解我们提出的把农民的利益,与国家实现减少人口增长率目标方面制定的有关制度和政策结合,并协调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农业人口生育政策如何规定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没有直接对农业户籍人员的生育政策作出具体规定。各地的计划生育条例或政府规章依据国家确定的生育政策,对农业人口的生育政策作出具体规定。农业户籍人员的生育政策的规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同时严格按照规定条件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二是,照顾独女户生育两个孩子,即除适用非农业人口几种特殊情况可以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外,允许独女户间隔几年后再生育一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农村地区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实行这一政策的多是边远、贫困地区。根据各地计划生育条例或政府规章,目前全国有27…     

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目前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农村地区文化消费需求上升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农村地区人口结构与居民文化消费关系的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农村地区年龄结构、家庭抚养比、教育状况、家庭规模及人口自然增长与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一是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程度与家庭消费支出呈正相关;二是证实了农村家庭规模与家庭消费呈"倒U型"结构,也说明了当下实行"二胎"政策的可行性;三是从区域来看,中部农村地区的文化消费与人口结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未来在人口政策的实施操作上,应考虑到各地区的政策差异。     

农村居民大病就诊行为的实证分析:来自贫困县的证据

本文利用两个国家级贫困县6003户、6803例大病患者的农户调查数据,考查农村居民大病就诊行为,并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大病就诊决策和就诊费用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大痛就诊决策受性别、年龄、是否外出务工、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大病就诊费用受性别、年龄、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患有慢性病、家庭人口规模、是否有其他医疗保障等因素的影响.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6年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就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和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反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农户占16.4%,反对"不得调地"政策长久不变的农户占39.3%,意味着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极为强烈;2011~2016年,约16%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其土地调整次数平均为1.36次,明显低于已有相关文献提及的2010年前的水平;受"不得调地"政策负面影响的家庭人口越多,"不得调地"政策的受支持程度越低,说明家庭人口变动是影响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农民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对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持反对态度的农民越多,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高,反之,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低,意味着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呼声是村庄土地调整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考虑到受"不得调地"政策影响的农村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预见,二轮承包到期后要求进行土地调整的压力会很大,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实现长久"不得调地"的政策目标有一定难度。     

资源、生计与农村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

本文利用湖北省潜江市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失能等级、照护者资源与生计活动等因素对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人的失能等级对照护者压力的影响作用最强;照护者人力资源、生计活动是影响照护者压力的重要因素;而老人其他子女资源、社区资源与家庭经济资源对缓解照护者压力的影响作用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缓解照护者压力的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个体响应与政策意蕴——基于陕西省2055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陕西省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个体响应,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从个体及家庭、认知与行为反应、农地流转与财产处置、政策需求4个维度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个体响应程度较高,对就近城镇化持支持、无所谓和反对态度的分别占81.8%、14.5%和3.7%。这种个体响应差异主要是职业、文化程度、生活满意程度、城镇化发展受益程度和转入耕地情况等因素导致的。基于以上发现,结合国家就近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本文提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方面政策的认知度、加大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继而增强个体就近进入城镇谋事创业本领、建立以家庭城镇化为核心的有效环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与金融制度联动改革、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权利是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等关键举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民增收问题

当前,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各种惠农政策深入人心,农村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仍然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等趋势仍然突出,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为此,我们选取了两个经济百强县为例,对324个农户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     

退耕区“后补贴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京津张经济、技术合作基础上的分析与思考

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意味着退耕还林进入了"后补贴时代"."后补贴时代"的补偿目的主要是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仍然以财政直接补贴为主,这种生态补偿机制有其局限性,不能从根本上巩固生态成果.补偿机制仍需要完善.本文以冀西北(张家口)为例,针对亟待解决困扰生态成果巩固的贫困、人口两大问题,立足于京津张各地优势资源,利用经济政策刺激京津等地资金、技术向冀西北转移,带动冀西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减轻人口对生态的压力和破坏力,进而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全面“停伐”政策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分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649户职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计类型分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出现了分化趋势,存在着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四种类型职工家庭;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是否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家庭中60岁以上老人数、亲戚中办企业或做生意人员数及2014年是否为全面"停伐"区域对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分化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老百姓关注七个问题

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为加快农民增收、推进新农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农业农村发展势头良好.但困扰农民群众新的问题和矛盾有哪些?还有什么期盼?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就江苏省高邮市22个乡镇、园区分5个片对8个村,每村10个户进行走村入户调查,经过广泛深入的座谈,我们发现农村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村现行土地承包政策和农村现实情况的矛盾 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农村人口增减的矛盾.目前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从土地承包期限和承包关系来看,第一轮是1 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为长久不变.通俗来说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农村客观现实情况却是娶妻生子女、嫁女或者去世造成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减,从而带来农村家庭人口与承包土地面积的不均衡性,造成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人少地多.     

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差异性分析

人口作为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客观存在,包含着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人口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主体".人口质量一般也称为人口素质,主要是指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富强和家庭的幸福.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一部分对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渔民家庭收支调查情况分析与建议

正渔民家庭收支情况调查是掌握和了解渔民家庭的渔业生产经营、渔民收支水平与养殖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反映当地渔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和重要统计指标之一,也为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制定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在农业农部村及上级渔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以及区、村级调查员及样本户大力配合下,我区(原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现为湾沚区)圆满完成了2020年度渔民家庭收支调查样本区调查任务。     

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调查与可行性评价——以贵州省样本区为例

以贵州省6个不同城镇化水平的典型代表区作为样本区域,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统计分析法全面分析了农民对拥有宅基地的认识以及对闲置、废弃宅基地退出的意愿及影响退出意愿的因素。通过分析发现:受访者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对占有宅基地的依赖性越大。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较小。对政策的认知,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方式以及预期退出后的生活改善程度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较大影响。对多余闲置宅基地的潜力评估及对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的可行性评价结果显示:贵州省废弃闲置宅基地数量潜力较大,政策实施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以及技术上都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因此,针对调查和评价结果提出:明晰宅基地产权、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体系以及建立相关保有压力机制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积极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当前，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三代或四代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中，老年人完全由子孙供养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以及我国人口素质的显著提高，再加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推进，我国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摆脱家庭养老的困难，已成为当务之急，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天然林全面停伐后林区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为例

利用长白山森工集团职工家庭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天然林全面停伐后林区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职工职业对天然林全面停伐后职工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天然林全面停伐对不同职业职工的家庭收入变动影响不同,而年龄、家庭成员就业变化、木材加工企业倒闭也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工资性收入水平、职工培训对天然林全面停伐后职工家庭收入变动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也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从提高职工工资、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产业、加强职工技术及就业培训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借力“双转移” 推动就地城镇化

调查发现,一方面,80%至90%的新生代农民,愿意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另一方面,当前80%至9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是不稳定的,孩子上学等也是难题差别化的落户政策,使一些小城市放开户籍没有吸引力,但留在大城市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房价太高,二是生活成本太高,没办法实现住房梦、安居梦。是异地转移还是就地城镇化?是把"大城市做大"还是"把小城市做多"?应该是两个过程都有     

南通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成为许多家庭越来越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唤起全社会关注老年正确的养老方式的选择问题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发展趋势,而中国老龄化形势又更为严峻,它带有"老年人口庞大"、"未富先老"和"速度快"三项特征。研究调查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进步,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方式不断兴起。对此,个人经济状况、个人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成员意见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有密切关系。     

家庭负担是农地流转的约束吗

家庭负担是影响农村家庭经济行为与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3年农村人口调查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由非劳动力所形成的农村家庭负担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负担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农村养老保险能够充分保障以老年人口为主的非劳动力的基本生活质量,从而降低家庭负担、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村公共支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养老保障是推动剩余劳动力流出、加快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