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培育:基于治理理论

伴随产业扶贫政策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精准扶贫”新路子。近年来,湖南省引入现代治理理念,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方式多样化和参与模式创新化,取得了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意识困境、利益困境、信息传导困境和政府失灵困境等。需要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多元贫困主体参与意识和内生动力;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通过财政杠杆牵引跳出利益困境,增强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瞄准贫困户真正需求,创建需求表达机制破解信息传导困境,精准定位扶贫产业;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扭转政府失灵,提升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政府执行与监管力度;完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贫困地区产业高效发展,让贫困户得以“真脱贫、脱真贫”和可持续脱贫。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主要内容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社会贫困治理在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资源配置的社会化程度、精准帮扶的对应性以及扶贫信息的对称性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如此现实状况,坚持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贫困治理资源区域性流通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基本理念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得以生成。新兴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互联网+"与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以互联网思维提升精准扶贫服务水平以及利用互联网新兴技术助推贫困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后扶贫时代”非遗助力精准扶贫：耦合机理与优化建议

“后扶贫时代”,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程为治理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效路径。以“全周期管理”视角揭示二者耦合机理后发现：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是在行政力量推动和系统需求的双向驱动下,借助非遗产业得以实现的。参与主体退出、资源支持中断、利益协调失败等会影响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选择相对成熟的非遗产业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角色转变、建立多元主体需求导向下的激励机制、强化利益协调机制等有助于推动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项目的良性发展。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转变

为了扶贫减贫事业能够取得实效，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并发展出“扶真贫”“真扶贫”和“真脱贫”三个评价维度。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契合了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如果说从政治动员到技术动员是精准扶贫的一次正当性，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促进国家的施政伦理与乡村基层的社群伦理的共通与兼容，则是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能力，防范技术治理中的数字失真。     

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建党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探索中国特色贫困治理范式的实践。梳理建党百年来贫困治理的历史脉络，经历了战争时期的贫困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制时期的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扶贫开发以及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四个历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建党百年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发展成就，建党一百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了从身份管理到需求治理再到情感治理，从救济扶贫到技术扶贫再到精神扶贫，从中找寻现实张力，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高质量发展建立获得感，坚持建立获得感长效机制。     

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

贫困农村在生态特色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资源禀赋条件,但如何切实帮扶贫困群众借助农产品电商渠道精准、长效脱贫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此,文章首先系统地阐述了电商精准扶贫的定义、内涵、特征及作用范围;其次,结合贵州地方实践,分析了电商精准扶贫的主要路径即增收扶贫、节支扶贫、提能扶贫,并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第三方组织参与型、贫困户主动参与型的电商精准扶贫模式;最后,围绕扶贫工作机制、电商人才、基础设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等方面,深入剖析了贵州省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分析与对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反贫困战略的新思维,然而精准扶贫的实施情况却差强人意。本文主要论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以及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者、非贫困者、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要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以及持续性,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就必须不断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努力开拓扶贫开发的新局面,实现精准扶贫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与式扶贫开发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与式扶贫，就是使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借助于外部的帮助，自已选择发展项目、制订发展计划，并参与计划的执行和项目的实施、管理。通过“参与”调动发展主体（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整村推进”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新举措，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其基本含义是，     

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阿瓦提县为例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以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为例,分析贫困原因,以扶贫绩效的观点及研究方法制作调查问卷,以入户调研的方式充分了解该地区的扶贫效果,结合“两不愁三保障”构建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对指标权重的分析,对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最终实现提高阿瓦提县扶贫绩效及为当地开发扶贫新路径的目标。经过研究,从4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即创新“瞄准宣传”机制、创新“协调推进”机制、创新“参与”机制、创新“监督”机制。     

电子商务助力农村精准扶贫探析——以贵州省为例

2015年电商扶贫已列入我国精准扶贫"十项工程",电商扶贫是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为贫困农户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帮助贫困农户销售农产品,以电商促市场、以市场带基地、以基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一种新型扶贫工作方式,电商扶贫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的探索都亟待跟进。笔者分析了电子商务助力农村精准扶贫的机理,对贵州农村电商扶贫推进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贵州为例提出了推动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基于动态贫困理论视角的精准扶贫机制创新

本文基于新时期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利用动态贫困理论分析了精确瞄准贫困人口、精确帮扶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机制,提出针对不同贫困动态类型的贫困农户进行动态识别,为其提供相适宜的、精细化的帮扶政策;针对当前非贫困但贫困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应完善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机制,阻止其返贫;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追踪和退出机制,及时调整帮扶政策,在巩固扶贫成果的同时实现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发展和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按期实现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创新

精准扶贫是扶贫开发的关键环节,在精准扶贫开发过程中政府处于强势地位情况没有改变,扶贫群众主体地位缺失问题解决效果并不明显,社会力量对于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支持力度不够,这些不仅是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难题,也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此,应重塑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转变基层政府的角色,赋予贫困群众主体地位,融入社会力量以加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广东省乳源县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通过对广东省乳源县农村贫困现状与问题的调查,发现该县贫困具有先天不足,人均耕地少、农产品品种单一,经济收益少、劳动力转移难以推进,收入提高困难、资金储备少,难以应付较大资金的支出、抵御风险能力差,容易一夜返贫等五个特征。在扶贫开发上存在农业综合开发有待进一步深入、人力资本未得到有效开发、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低三个主要问题,因此应该明确重点人群,提高扶贫对象的精准度;找准产业和资源优势,增强精准扶贫造血能力;健全工作机制,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确保扶贫力度不减。     

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回顾40年中国扶贫开发历程发现,中国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政策演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实施后的脱贫成效。针对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人口特征,需要采用超常规手段和创新机制,短期长期帮扶结合,短期内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长期则需要重点解决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并实施兜底政策。     

“精准扶贫”政策下连片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研究——以安徽省大别山区为例

安徽省大别山区是国家连片特困区之一,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阵地。以安徽省大别山区为例,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下连片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问题。分析山区贫困现状,在实践调研基础上归类片区致贫因素,揭示目前扶贫工作中的困境。从民生、旅游、技术、金融、互联网等方面,提出了创新型精准扶贫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后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崭新篇章,扶贫工作的价值导向开始由“以经济建设为主”逐渐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主”。农村职业教育扶贫贵在精准,与乡村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相关。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存在着强政策依赖、窄扶贫内容、偏职教认知等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扶贫模式、破除陈规陋习培养新农人、改变态度激发内生动力,同时也需要政府政策持续发力。     

贵州省实施精准扶贫的优劣势分析及对策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中央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的新思维和新思路,能有效改变传统扶贫方式的不足,对于有效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能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尝试对贵州省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进行优劣势分析,在客观全面认清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完善各地精准扶贫政策提供有益借鉴,为科学谋划"十三五"规划的扶贫篇章,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提供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的优化探索

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成效明显,但同时仍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优化.本文结合贵州省扶贫工作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扶贫开发对策建议,借以弥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的缺陷,有力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全方位覆盖贫困农户,大力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加强监督,凸显财政综合扶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