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及其控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项交易,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交易成本变量,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不一定能降低交易成本、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存在不确定性成本、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难以合理界定交易成本等都是这些变量的体现。基于这些交易成本变量,大胆而细致地选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建立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防范机制,建立较为公平、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提高政府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控制能力等应是降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交易成本的可行路径。     

交易费用、政府边界与财政体制改革

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分析，给出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界的理论模型。我国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决策费用、实施费用和监督费用过高，制约了我国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改革财政分权体制是降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有效途径。     

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级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政府对教育、能源、通讯和环保的公共投资更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各项公共投资对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东部地区能源投资最显著,中部地区则主要依赖于科技和通讯投资,西部地区更侧重于教育和政府的绿色公共投资。     

权力异化、国家审计与地方政府负债

地方官员权力异化和国家审计监管对地方政府负债行为有显著影响。官员权力异化越严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越快,债务风险越大。但是,国家审计监管力量越强,越有可能降低官员权力异化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影响程度,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负债增长速度和债务风险。结果表明,较强的国家审计监管力度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和寻租,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采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1995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总体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不同公共投资项目的拉动效应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我国开征不动产税与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思考

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老百姓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对地方政府的目标要求也不再是发展经济这一单一目标，而是更加强调其公共服务的能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能力。本文将探讨不动产税改革将如何在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中发挥作用，并针对开征不动产税过程可能遇到的难点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地方复苏的基础有待夯实 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分化--基于安徽、江苏、黑龙江、贵州的调研

2020年10月至11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专题调研综合评估组赴江苏省、安徽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及所辖的八个市县,围绕“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展开专题调研。调研发现,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冲击,调研省份打出了有效的政策组合拳,经济运行走出了一条“V”型复苏曲线。但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一些深层次矛盾更加凸显,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值得关注。未来需要认清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确保财政能力的可持续性,并注重宏观政策的跨周期性,以现代治理理念推动财政治理能力提升和效益改善,以公共风险思维推动政府债务结构优化和规模调整,以法治化思维推动政策性减负转向制度性减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推动地方经济内涵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