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前景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双边投资协定是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最重要的国际法手段。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的投资输入国和输出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意义重大。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投资协定谈判立场逐步趋于一致,国民待遇和投资转移条款方面的分歧并不会构成谈判的重大障碍,在协定内容上具备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条件,中美两国应当在谈判中保持灵活性,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尽快完成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前景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最重要的国际法手段。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的投资输入国和输出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意义重大。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投资协定谈判立场逐步趋于一致,国民待遇和投资转移条款方面的分歧并不会构成谈判的重大障碍,在协定内容上具备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条件,中美两国应当在谈判中保持灵活性,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尽快完成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制度促创新”——中美BIT框架下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新选择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实质性谈判。虽然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但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创新制度环境建设。我国政府应以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为契机,加强创新制度环境建设,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利用市场机制培育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我国政府还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防范高标准双边投资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     

研判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趋势

2018年以来,美国单边挑起贸易争端,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和技术封锁,中美双边制造业投资面临紧张的国内外形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冲击全球经济体系,为中美双边制造业投资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基于2008~2019年中美双边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中美投资机制不畅通导致双边直接投资体量小,跨国运营经验不足导致中国赴美直接投资收益较低,美方加强中企赴美投资管控导致投资风险增加。短期看,中美政策风险增加导致双边投资下降,特别是我国在美投资难度加大;但长期看,世界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大趋势不变,中美直接投资领域仍有较大挖潜空间。     

对外经贸战略调整下的中美双边投资及其就业效应

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对外经贸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两国双边投资发生转变,本文通过构建两国多部门双向投资模型分析中美双边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就业效应,并使用2007-2016年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美投资能够实现整体就业“双赢”,但分行业效应并不一致,对美国工业部门就业效应为正,对中国国内工业部门和部分服务业则为负,在美国制造业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工业部门就业下降可能呈现扩大趋势.美国对华投资有助于提升中国就业,但对美国国内就业有负面影响,促使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加速调整对华投资政策,鼓励资本回流.对此,中国应注重推动双边投资增长为国内带来的就业机会,密切关注中国OFDI对工业和部分服务业就业的负向影响,适时调整对外投资及引资策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可能引起的负面就业影响.     

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尝试回答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重点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维度制度距离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正向制度距离促进了企业投资到东道国且双边投资协定正向调节了两者的关系;(2)双边投资协定仅正向调节了正向管制性制度距离...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两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断扩大,由此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本文介绍了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的概况,重点分析了美在华直接投资时中美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最终提出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加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活动等措施采降低中美贸易顺差,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两项里程碑式成果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6月18日闭幕,双方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并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形成了本次对话里程碑式的两大成果。     

中美贸易及美在华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3-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83-2010年间中国GDP、中美货物贸易以及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等数据为基础,回顾了28年间中美经贸的概况,通过对数据进行可比性处理、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中美贸易、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及中美经贸是典型的互惠互利等结论,最后提出平衡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措施建议。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美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结构的比较及启示

当前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渠道投资高等教育的格局,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美国是西方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典型国家,比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结构,可以为我国拓展高等教育投资来源、扩大各渠道投资规模提供借鉴.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核心议题与中国对策——基于法与经济学的分析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涉及国民待遇、资本自由转移、征收与补偿、国际争端解决等多项核心议题,在推进双边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同时,也带来诸如行业竞争、资本流通、国家赔偿等风险。中国应制定自己的投资协定范本,就可能对现有社会秩序及国家经济利益造成重大威胁的条款坚决采取保留,在提高国内环保、劳工、知识产权等法律标准的同时,敦促美国在双边经济往来中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待遇与透明化原则,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新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北大核心SSCI

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头戏始终是贸易,双边投资仅是配角且以美国对华投资为主,中国对美投资非常有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国际收支统计口径,最近几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呈迅速扩大之势,尤其在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103.4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94.7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欧盟、加拿大、日本和百慕大的在美第五大投资者。2017年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其内外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关系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发展趋向。本文从新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中美经济博弈与合作发展研究

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已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美经济博弈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为此,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研究中美经济竞合博弈,分析中美双方经济竞合在对抗竞争和合作竞争中的不同决策和不同收益,探讨中美双方经济竞合中出现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行为,得出了两个结论,推出了一个引理,最后提出了中美双方经济“合作博弈”、谋求共同发展的建议.     

以高水平双边投资协定体系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北大核心SSCI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加,已经由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但与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中,部分条款内容落后、待遇偏低、开放不足,已不符合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发展需求。宜基于我国与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双边投资关系,针对投资存量和流量相对大的国家,缔结更为开放自由、全面、高标准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与国际投资协定的最新发展趋势接轨,更好维护我海外投资利益,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间接征收的研究起点和路径——投资者权益与东道国治安权之衡平

晚近对国际投资中对征收问题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补偿标准之争转移到间接征收认定问题上.间接征收往往以保护东道国的健康、安全、环保等公共利益的形式出现,加上国际投资协定中对间接征收定义不明确、认定标准不统一,经常引发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纠纷.我国投资者要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对间接征收问题有清晰和全面的认识.2008年6月,中美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而美国历来在"间接征收"问题上立场相当强硬,明确间接征收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出来.     

国际直接投资规制框架研究

资本的国际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正在加速,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由于缺少可循的国际直接投资规制,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目前国际间双边投资协定发展迅速,但要想真正使国际直接投资在目前乃至于未来能够有序地发展,需要通过对现有的投资规制进行科学分析,寻找合理路径,建立一个供各经济体可操作的多边投资规制框架。     

中美经贸的真正差额——基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向投资全口径的分析

本文从中美货物贸易的现状入手,对中国和美国双边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等综合经贸关系进行研究,考虑到金融危机对贸易和投资数据的影响,文章实证部分以1986—2007年数据为样本,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ECM)和格兰杰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美商对华直接投资(AFDI)的流量和存量与中美货物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计量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虽然是美国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国,但美国在服务贸易、对华投资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且中国对美货物进口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美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因此,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双方利益不仅在货物贸易,而且在双向投资、服务贸易等经济领域,赢利更多的是美国。     

渠道成员间为什么需要“同舟共济”?——双边专用性投资的作用机理研究

本文综合交易成本理论、关系交换理论和组织间学习理论,分析了渠道成员双边专用性投资对渠道关系绩效的三种作用机制,并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在中国市场环境下不同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边专用性投资可以同时通过降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双方的信任水平以及促进关系学习提高关系绩效;机会主义行为、信任与关系学习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信任机制作用最突出,并对学习机制具有强化作用。本文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资源基础理论,并对我国企业渠道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