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证据中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确立科学、公平、合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及法律制度对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极为重要,对民事诉讼也意义重大。本文从民事证据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不足,最后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优秀理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证据证明标准制度的建议。     

论内地与港澳民商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

由于内地、香港和澳门有着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在证据制度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在区际民事诉讼中形成某种法律障碍,尤其是诉讼证明标准。主要体现在盖然性证明标准、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两方面。     

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

随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举讧责任的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广泛,国内学者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概念使用上经常发生混淆,从而导致一些非本质性的争论,我们十分有必要从两者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还原两者的关系,并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两者的关系形成的原因,并就统一规范两者概念的使用提出一些建议。     

关于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妨碍对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证明妨碍行为的内涵特征、法理依据、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以便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2013年《刑事诉讼法》突破性的在证明标准解释性规定中加入了主观元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即使＂排除合理怀疑＂的引用可能会带来更多、更新的问题但它却体现了我国证明标准向主客观相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未必要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而崇洋媚外,完全照搬或移植国外标准,完善这一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的证明标准。     

论行政处罚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不确定,导致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的混乱。此种情况的出现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发展。为了实现行政执法公正,应当尽快促进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定,规范的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适用。在具体行政处罚过程中要将各种不同的标准与实践执法相结合,采取最合适的证明标准完善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公正。     

概率理论在司法证明中的适用(中)——概率理论适用于司法证明的现状

事物是确定的,认识是相对的,这决定了以还原过去案件事实真相为己任的司法证明活动只能达到一个盖然性认知,而概率理论正是研究不确定现象的学科,盖然性架起了概率理论适用于司法证明领域的桥梁。从上世纪新证据学兴起至今,关于概率理论在司法证明领域的适用问题就成为学者们经久不衰的争论热点,遗憾的是学界相关的理论建树并未跟上概率普遍应用于司法证明的实践步伐,导致概率的适用经常陷入一些不必要的误区,适用的合理性也不断遭到质疑。     

概率理论在司法证明中的适用(上)——概率理论适用于司法证明的理论基础

事物是确定的,认识是相对的,这决定了以还原过去案件事实真相为己任的司法证明活动只能达到一个盖然性认知,而概率理论正是研究不确定现象的学科,盖然性架起了概率理论适用于司法证明领域的桥梁。从上世纪新证据学兴起至今,关于概率理论在司法证明领域的适用问题就成为学者们经久不衰的争论热点,遗憾的是学界相关的理论建树并未跟上概率普遍应用于司法证明的实践步伐,导致概率的适用经常陷入一些不必要的误区,适用的合理性也不断遭到质疑。     

概率理论在司法证明中的适用(下)——概率理论适用于司法证明面临的挑战

事物是确定的,认识是相对的,这决定了以还原过去案件事实真相为己任的司法证明活动只能达到一个盖然性认知,而概率理论正是研究不确定现象的学科,盖然性架起了概率理论适用于司法证明领域的桥梁。从上世纪新证据学兴起至今,关于概率理论在司法证明领域的适用问题就成为学者们经久不衰的争论热点,遗憾的是学界相关的理论建树并未跟上概率普遍应用于司法证明的实践步伐,导致概率的适用经常陷入一些不必要的误区,适用的合理性也不断遭到质疑。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不足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特点是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是技术性不足与解释的多义性.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证据确实、充分,从现实司法情况看,真正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尺度难以界定.在诉讼活动中,不仅在实体上要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证明标准,在程序上也应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为证明标准,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     

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原理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中的证明标准、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具有合理性、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复议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     

反思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与基点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构建对于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有关事实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并没有突破价值与现实的二元困境。综观法治国家的立法例,分析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毫无疑问,构建证明标准的突破口就在于先将价值维度与事实困境二分,进而创造出蕴含价值维度而又尊重现实局限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中国法学界就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及相关规则的引进,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构想。然而,学者们的探讨始终囿于证人出庭的"义务性"及人权保护等方面,没有去追问是否在任何制度体系中证人均有出庭必要这一问题。中西证明标准的差异,对证人作证制度有着根本的影响,中国只有在重构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借鉴大陆法系的有益做法,才能真正为证人出庭提供强大的现实动力。     

清末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研究

清末民国时期的证据制度是中国传统证据制度近代化的初始阶段。这种初始性在证明标准方面表现为立法没有就证明标准进行正式的规范,甚至没有出现证明标准这一概念。但相对于传统的证据制度,近代的证据制度对于司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毕竟出现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要求当事人用证据证明主张的主要事实必须要达到能够使法官产生强固心证的程度。不足之处是,这一时期的证据标准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领域几乎没有差别,这可以说是当时法律关于证明标准规定不成熟的地方。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完善

立足于我国立法现状,采用实证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系统分析法,将证明妨碍作为一种法律上特有的现象或行为,对其法理界定、构成要件、排除的理论依据、现实意义以及排除效果做出较为全面的阐释。在此基础上,针对性的解决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存在的缺陷,对当事人申请提出证据、法院审查决定、例外事由等相关制度做出设计,不仅丰富了我国有关研究,更在现行法律架构内,提出完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建议,具有较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研究结论能为我国构建系统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提供有益的思路。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完善

证明妨碍行为不仅是对公法秩序的违反,同时也是对私法权利的侵犯。若要充分发挥证明妨碍制度的机能,规范民事司法证明行为,抑制证明妨碍行为的发生,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我国需尽快加强立法完善该制度。     

证明妨碍制度法理基础各学说考察

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研究时限较短,而根据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证明妨碍都有相对完善的规定．证明妨碍行为早已存在且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而我国也未对其有着足够重视,使受妨碍人不能得到妥善合理的救济,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平与正义,学界关于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有许多学说,正所谓是众说纷纭,正是这各类学说的不同理解,才使我们对证明妨碍有深层的了解。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探析

反垄断民事诉讼相较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制度还是有些许的不同之处,原被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证据偏在"问题,原告在调查、收集证据以及承担举证责任方面处于极其不利地位,导致了反垄断民事诉讼起诉少、败诉多的现象,从而对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有极大的不利.本文在拟对我国现行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进行讨论,希望通过与美国、欧盟等地...     

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有关问题研究

在证据体系中,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证明标准越低,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就越轻,证明标准越高,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就越重。我们通常所说的“完成举证责任”中,判断是否“完成”的标准,就是证明标准。因此,在行政案件中,采用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的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浅议我国民事诉讼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与民事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情况下,依法退出案件审理活动的诉讼制度。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对回避制度作了一定的修改,但我国民事诉讼回避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从扩大回避主体,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对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回避制度提出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