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本文模拟了税收优惠影响个人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意愿的三个效应：税率效应、税基效应和税损效应,并利用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个人抽样调查数据(2011)建立计量模型加以验证。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不同收入层级的人群对税收优惠效应的敏感性差异显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更加看重税率效应;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比中等收入人群更加注重税基效应,使得税基效应在不同收入层级间呈U型分布。据此本文提出完善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若干建议。     

数字·声音

黄洪 5月26日,在税收优惠健康保险工作会议上,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透露,截至今年4月底,税收优惠健康保险共销售了69625单,实收保费1.26亿元,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不仅如此,税收优惠健康保险参保人实际报销比例平均亦提高了26个百分点,有助于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黄洪指出,保险公司要提高站位,深化对税收优惠健康保险全面推开重大意义的认识。     

国外农业保险模式概览

综观世界各国农业保险发展,可以将其制度模式归纳为四种形式：一是政府主导下市场运营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为主导,委托商业保险公司开展业务,有健全完善的农作物保险法律体系;政府补贴较高,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强制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投保方式。     

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税政策的思考

自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以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大大促进了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税政策仍存在诸多问题,应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健全财政补贴体系,完善农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     

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探讨

商业健康保险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风险保障的保险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中具有后发优势的朝阳产业,同时也是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能够更好地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作用。如果说保险包括商业健康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器"的话,税收则是使这种"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助推器",是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税收优惠政策对商业健康险激励效应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避税效应和示范效应两个路径激励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本文选用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个人抽样调查数据,构建税收优惠政策下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收入”两部模型,再代入拟合的我国职工工资收入分布,进而预测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下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模。预测结果显示,个人购买税收优惠型商业健康保险的概率随收入呈倒U形分布;个人愿意支付的保费层级与所处收入层级正向相关;如果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潜在需求完全释放,健康险保费的年增加约为4276亿元。此外,本文推算的年度税收优惠总额约为170亿元,仅占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约2.3%,对总体税收结构影响不大。最后,本文根据16个大城市2014年个人所得税实际税收情况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之比,预测各个城市商业健康险潜在市场规模,我们发现上海、宁波、深圳、苏州、南通等五个城市潜在市场规模均为现在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的5倍以上,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等五个城市的商业健康险潜在新增市场规模将超过100亿元。     

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区域税收优惠补贴计算办法的完善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缺乏明确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地区间分配规则,不利于个人所得税区域优惠政策执行。粤港澳大湾区、北京特定区域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中,出现了深圳、广州和海南三种计算办法。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优惠补贴缺乏统一的计算办法,会产生对纳税人的过度补贴和税收套利。统一采用广州办法计算税收优惠补贴,可以避免税收套利,有利于实现纳税人统一申请办理税收优惠补贴。     

要闻回顾(2012年11月13日～11月27日)

11月16日国务院发布《农业保险条例》,明确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给予保险费补贴,对农业保险经营依法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该条例自2013年3月1日起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的优化设计

当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中存在不足,如农作物保费补贴和相关税收优惠范围狭窄、形式单一、补贴比例不高、补贴政策不健全等。本文着重讲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的优化设计: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增加经营费用补贴和税收优惠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再保险的补贴、建立有效的巨灾风险机制、建立有效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体系等。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优惠政策与WTO补贴规则遵从性的法律探析

税收优惠属于SCM协议意义上的补贴,可能构成禁止性补贴或者可诉性补贴。就后者而言,法律关键点在于税收补贴的专向性认定上。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六大类税收优惠具有不同的专向性程度,相应地具有一定的国家法律风险,应当进行一定的调整。     

基于企业员工福利的视角看团体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人身保险业务以来,团体保险保费收入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曾一度达到88.8%,但在1999年却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随后占比基本上维持在20%左右,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员工福利计划的团体保险发展状况,我国的发展是相当的不充分.本文从介绍我国团体保险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基于员工福利计划的团体保险发展道路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团体保险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保险与康养产业:老龄化加速下的深度融合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保险与康养行业具有天然相关性。为了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的活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政府可从加强养老用地管理、加大税收优惠补贴、加大商业补充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支持力度等方面入手,促进保险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     

我国森林保险发展困境与优化策略 ——以贵州省为例

自2013年贵州省被正式纳入中央财政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范围以来,森林保险覆盖率显著提升,补贴金额大幅增加,但森林保险发展不够均衡、商品林保险增长缓慢,保险产品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保险定价机制不合理、费率厘定缺乏区域差异,保险总体赔付水平较低、风险补偿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保险服务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市县配套保费补贴压力较大.因此,建议创新森林保险产品、完善保险定价及费率厘定机制、优化投保与理赔流程、实施差异化补贴标准,以此来促进贵州省森林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为全国森林保险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运用适度税收政策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一、推进西部大开发的税收对策 (一)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方法 我国现行税收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税收计划与经济税源的相关性较差，造成部分地区计划与税源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出现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过重，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负担反而过轻的反常现象，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另外，现行的分税制遵循累进的原则。造成一个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增长速度如果达不到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就要扣减基数，即使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相等，但对地方税收返还的比例却是递减的。     

广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模式之思考

本文通过对广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优势和缺陷分析,从合理确定财政补贴保费的农业保险险种范围、合理确定保费补贴比例和补贴对象、对保险企业配套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构建广西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有效分担机制等角度,提出了改进广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一些建议.     

从税收竞争视角看居民医疗保险筹资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本文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视角,探讨居民医疗保险筹资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关系。在动态经济模型基础上,构建稅收竞争下居民医疗保险筹资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理论框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合成控制法对理论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财政下行压力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宏观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高支出竞争偏好,倒逼地方政府展开新一轮税收竞争,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财政困难,从而增加居民医疗保险财政筹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水平提高,能够凸显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筹资体系中的补充地位。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责任分担机制的评价与优化——基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视角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是我国各级政府支持农业的新增事权。要准确理解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事权的性质,需要把握其公共政策的属性。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事权划分上,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事权。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农业保险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上并不相适应,表现在：中央财政对各省的补贴力度未能充分差异化;农业大省的补贴负担过重;县级财政保费补贴的支出责任与财力严重不匹配。展望未来,我国应该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适度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并建立起评价和协调机制。     

中美税收补贴争端评析

中美WTO税收补贴争端第一次将我国的某些税收补贴政策提到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如何应对这一案件是我国政府特别是税务机关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本文在分析美国投诉事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国际税收中国家责任问题研究

自从OECD提出了有害税收竞争的国际合法性问题后,人们开始关注国家责任问题。国家未能履行国际税收义务应承担国家责任。在国际税收中,国家承担的国际义务主要来自税收条约,目前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违反税收条约义务的主要救济措施是终止或暂停施行税收条约,但在某些情形下,追索违约国的国家责任可能是更合适的救济措施。     

WTO协定中的国内税国民待遇探疑

涉外税收优惠措施,可能构成《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被禁止的出口补贴。所以审查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是否与我国加入WTO作出的承诺相符时,应注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应区别对待WTO国内税的国民待遇义务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国民待遇义务,两者的使用范围、适用对象、内容以及争议解决程序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