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效应分析

如何提高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认为现有补贴政策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意愿,但未能激发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本文从现有研究结论出发,通过构筑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系统框架,从理论上剖析政府补贴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矛盾关系及其关键点,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助推高质量发展.     

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

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营商环境、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产出效率 ——基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

为了考察政府和市场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面板数据,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探究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方面,政府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存在积极影响;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制建设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外商投资环境则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2）从技术比较优势视角看,政府支持中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仅对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营商环境中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处于高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而法制建设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仅显著影响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同群效应视角

本文基于2008—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从同群效应角度出发研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不存在显著影响效果,同群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在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关于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具有重要参考...     

产业政策视角下企业多维业绩下滑与创新抉择

在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企业尤其是业绩下滑企业重塑创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既有研究对企业业绩下滑的多维情境与创新战略决策缺乏系统性分析。本文以2005～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多维业绩下滑背后“穷则思变”逻辑下的积极战略变革观,并考虑产业政策中功能性政府补贴与选择性政府补贴在企业多维业绩下滑与创新中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积极战略变革和消极战略变革的政策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不管是历史视角下的业绩下滑还是行业标杆视角下的业绩差距下滑都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出现历史业绩下滑与行业业绩差距下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多维业绩下滑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而非探索式创新;(2)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的主导工具,在产业政策支持情境下,正向调节企业多维业绩下滑与创新绩效,说明产业政策视角下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为业绩下滑企业开展创新战略提供资源效应;基于补贴类型细分视角,不管是选择性政府补贴还是功能性政府补贴,总体上都对企业多维业绩下滑与创新投入依然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多维业绩下滑与创...     

政府环境补贴、制度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政府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7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创新强度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制度激励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动机,环境补贴对这类企业起到"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而生产规模小、治理任务重、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自身创新禀赋较低,环境补贴更多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资金激励。(3)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化了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效形成源头削减与末端净化相同步的污染治理模式。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环境补贴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政府补贴是否正向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在分税制和晋升锦标赛双重激励下,我国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补贴力度逐年增加。使用2000—2007年180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且其影响能够持续3年以上;政府补贴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对西部地区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政府补贴实际效果还依赖于企业所属的行业性质,补贴仅对40个行业中的22个行业起到显著作用。因此,政府补贴的效果总体上值得肯定;同时,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时应该充分考虑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使财政补贴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政府补贴、产品转换与出口质量

文章将产品转换率作为中介变量,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匹配数据,依次采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检验和Bootstrap双重门槛回归方法,验证政府补贴通过影响产品转换率进而提升出口质量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通过降低企业创新的相对门槛提升了产品转换率;产品转换率是政府补贴影响出...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8年深交所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应用负二项回归,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了在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融资约束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减弱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无论处于成长期还是成熟期,政府补贴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对政府补贴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补贴与成熟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最后,本文从融资约束和生命周期两个角度提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剧“创新陷阱”了吗——基于上市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证据

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虽然提高了创新数量，却抑制了其质量改进，加剧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通过挤占信贷资源、诱导企业金融化抑制了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带来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扭曲，使得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补贴而更加注重创新数量的增加却忽略了质量的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更容易使政企关系较为密切的企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     

政府研发补贴的差异化互补效应及政策启示

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提升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而政府研发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但针对不同研发强度的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差异化效应研究较少。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的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的互补效应主要体现在中等研发强度的企业中,在研发强度较高和较低的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论对政府研发补贴的发放和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带来的实际参考意义是:政府应推进研发支出的信息披露,进而将研发补贴配置到中等研发强度的企业,以实现政府研发补贴资源的优化配置。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价值”理论模型

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催生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可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有效应对数字化时代转型的重要发展战略。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政府绩效管理创新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管理不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更是实现以民为本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为深入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发展,需要突破当前与大数据技术不相匹配的政府绩效管理在组织结构、过程管理、价值判断上面临的困境,形成多元行动主体齐抓共管、协同互动的绩效管理局面。立足我国本土实际,构建集结构、过程、价值于一体的理论模型,探究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管理如何展开运转并有效发挥作用,进一步提出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发展新路径,为大数据时代政府绩效管理的改革发展指明方向。     

大数据背景下创新环境保护资金的管理机制探析

环保投资数据存在来源多样、数据失真、数据间关联性差等问题,很难为环保投资决策提供有效信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环保资金的管理带来新的思路。将宏观的政府环保投资数据、微观的企业、第三方治理机构等主体的环境保护投资数据纳入环保资金管理平台,实现宏观与微观环保投资数据的纵向衔接,联通环保投资与投资实施效果相关的关联数据间的横向联系。通过关联数据间的大数据分析,创新环境保护投资的管理机制,强化环保投资的预算监督,重视环保投资的实施绩效,提升环境保护投资和监控效率。大数据下创新环境保护投资的管理机制需要政府、企业、第三方治理机构及IT企业的共同努力。     

企业异质性、政府行为与创新选择——基于江苏省企业科技创新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2007年的企业科技创新普查数据,分析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在利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VandeVen和VanPros（1981）方法修正了“选择性偏差（selectionbias）”。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人力资本和R＆D投入水平无论对于企业总体创新选择还是外部创新选择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专利制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选择具有正的效应,对企业外部创新选择具有负的效应。有些变量对企业创新的选择的影响不符合假设,例如政府的金融支持和政府补贴这两个变量,对企业总体创新选择和外部创新选择的影响方向出乎我们的预测。     

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真的有效吗？——基于共同专利的视角

技术的快速进步、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和动态化,使得企业越来越关注与外部主体协同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尤其是中小企业,其创新策略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型已成为现实企业的重要选择。基于信号理论,从共同专利的视角来探究开放式创新对中小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分析政府补贴和供应商贸易信贷对这一效应的影响机制。通过中小板和创业板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中小企业的市场价值在开放式创新下能够得到较为显著的提升,供应商贸易信贷强化共同专利与中小企业市场价值间的正向关系,而政府补贴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共同专利与中小企业市场价值间的正向关系。落足于中小企业共同专利申请的现实,深挖中小企业从共同专利中获取效益及价值的可能性,以期为中小企业通过协同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及建设性建议。     

内部控制与创业企业创新效率

创新是创业企业实力的重要体现。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制度安排，对创业企业的创新效率至关重要。基于创业板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对创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以高管权力为门槛，检验创业企业内部控制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对创业企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高管权力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中等水平的高管权力区间内，内部控制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最强；在检验高管权力四个子维度的情景效应中，发现高管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存在单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研究，从内部控制和高管权力两个角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