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一人称代词用法分布计量考察

《红楼梦》前80回第一人称代词有“我”、“我们”、“我等”、“俺”、“俺们”、“吾”、“咱”、“咱们”等七个。这些第一人称代词在分布和用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我”、“我们”、“咱们”使用频率较高,尤其是“我”,竟占总用量的81.81%,而“吾”、“俺”、“咱”、“我等”、“俺们”则使用频率较低。除了“我”、“我们”、“咱们”的用法比较复杂外,其他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均显得比较单一。这些第一人称代词还可以连用,有的甚至还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     

零的泛化与滥用

以“零”字打头的新词组频现媒体,似乎越叫越顺溜了,从“零距离”到“零差错99、66零缺陷”,从“零排放”到“零污染”、“零反弹”,从“零通胀”到“零磨擦”、“零容忍”……“零”冠词头,无非是形容“没有”、“不”、事情可靠、托底,但仔细推敲,又不是那么回事,感觉“零”字有被泛化、滥用之嫌。     

《刘子》文艺范畴辨析

对《刘子》中所涉猎的文艺范畴“名实”“言理”“情性”“声乐”“评赏”,从“名”“实”辨、“性”“情”辨、“声”“乐”辨、“赏”“评”辨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解读它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观和批评观。     

及物系统的三要素与意图的传递

及物性系统的三要素为“过程”、“参与者”、“环境成分”.其中过程即“行为”;参与者包括“行为主体”、“对象或目标或内容”、“受益者”、“载体”、“属性”、“存在物”等构素;环境成分可析解为“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程度”、“方式”、“比较”等构素.这些构素即语境信息的基本构素,也是意图基体的构素,同时对这些构素的提问、审视与回答构成推理假设.推理假设在意图的传递即意图的产出与理解过程中其决定的作用.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再审视

守正创新既是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的基本要求。贯彻这一基本原则,落实这一基本要求,需要聚焦三个基本问题,即思政课为何要“守正”、思政课为何要“创新”、“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如何;需要突破三个难点问题,即正确处理“大纲内外“”学科内外“”课程内外”的关系;需要避免三种错误倾向,即避免“矮化“”弱化“”俗化”思政课;需要做到两个“确保”,即确保思政课创新坚守“政治站位之正“”理论基础之正“”思政教师之正”、确保创新坚持思政课的“政治属性“”价值属性“”学科属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论国家治理的“有效”与“长效机制”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三农”领域的战略重点和核心议题。然而现有文献对“有效”或“有效性”本源的理论内涵研究不足,导致对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模糊,难以科学评价衔接的“有效性”。本文认为：从短期视角（完成各项治理的自然周期）来看,国家治理“有效”最终表现为在“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推进下实现乃至超越预期的治理目标和效果。具体来讲,在治理路径上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力推进,在治理行为上需要“统一行动”与“先行带动”协同互促,进而通过“正向累进”与“负向改进”双重递增来持续提高治理功效,以达成治理“有效”。从长期视角（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演进）来看,低阶治理“有效”完成后,会在治理“合法性”升级的推动下进入高阶治理,并对治理“有效性”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国家治理“有效”的“长效机制”即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韧性不断强化的基础上,通过“进阶演进”与“突变提升”不断实现从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的持续进化。脱贫攻坚“有效”完成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宏观背景下的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升级,必然促成从脱贫攻坚的低阶治理向乡村振兴的高阶治理进化,因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乡村治理进阶过渡阶段的核心任务。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畅通“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双向合力实现治理路径“有效”;需要科学统筹“统一行动”,充分激励“先行带动”,双管齐下实现治理行为“有效”;需要持续强化“正向累进”效应,积极发挥“负向改进”作用,双重递增实现治理功效“有效”;同时,要善于将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和模式经过改进升级后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积极妥善地应对各种突发负面冲击,顺利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进阶演进”,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尝试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对“有效”及“有效性”的本源内涵进行解析,进而提出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治理路径、治理行为、治理功效和“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及“长效机制”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路径启示和政策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关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演变的思考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政治化”向“经济化”,从“国家本位”向“公民本位”,从“拜物教意识”向“以人为本”演变,促使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公民本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成为政治生活领域的主导价值观。     

“四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逻辑理路、问题研判和实践重点

“四史”融入高校思政课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二者建设同根同源、同频共振。在“融入”过程中要避免“强灌输”“泛娱乐化”“虚无主义”等倾向,应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价值导向”“聚焦现实关怀”“做好教学融合”和“提升教师素养”等方面准确把握“融入”的根本点、支撑点、立足点、切入点、关键点,把握“四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重点,发挥二者的融合效应。     

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国企改革的成败,首先取决于“设计”,然后取决于“施工”。要使“设计”科学合理,“施工”保证质量,应建立“设计”的选择、监审制度,注重选择“施工队伍”和“包工头”,并建立“施工监管”制度。建议国家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设立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决定部、管理部和经营管理监察部,加强对国企改革“设计”与“施工”的管理和监督。     

老子“继知弃偏”思想对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指导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继知弃偏,民利百倍＂,这一思想与现代图书馆知识管理理念不谋而合。本文从知识管理的角度阐述了老子＂继知弃偏＂思想,认为老子的这一思想应该是最早的图书馆知识管理思想,并从更新观念、改进方式、加强教育、完善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用这一思想指导现代图书馆知识管理工作的具体做法。     

"自然无为"与企业管理

文章首先阐释了道家“自然无为”的要义，然后分析了“自然无为”对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最后指出了老子《道德经》蕴涵的“长久”思想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智慧宝藏，并提出了企业永续经营的具体途径。     

毛泽东的"农本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毛泽东的“农本思想”是作者经过长期研究毛泽东思想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抛砖引玉,为广大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毛泽东的“农本思想”虽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本思想”的一定影响,但又大大有别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特点和时代特征,对解决我国现实“三农问题”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0年代新感觉派创作与90年代晚生代创作之比较

30年代的“新感觉派”创作和90年代的“晚生代”创作都是中国文学中真正的都市文学创作,由于产生社会环境的相近,二者都有着相同的世俗性的创作特征;同时,由于文化背景和具体境况的不同,二者在先锋性上也有着差异。因此,从产生背景进行二者的分析比较,能够更明晰的探究他们创作的不同与特点。     

《周易》"太和"哲学思想与当代社会和谐

在中国思想史上“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历史悠久。《周易》提出了“太和”哲学思想,将“太和”思想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以此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和谐”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审美观的理论基础。自先秦以降,汉、唐、宋、明等前贤,不断阐发丰富了“太和”哲学思想,使“太和”哲思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蕴,亦是理想的价值目标和审美境界。“太和”思想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的民族思想文化渊源,具有重要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是理应继承弘扬的宝贵思想文化财富。     

另一种真实 --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表现农民落后性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尽管作家不想把这种落后夸大,并在小说结尾展示了农民走向真正觉悟的前景。但小说对农民的“变天”思想、私有观念、伦理观念等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劣根性”的真实表现,使得小说获得了较高的认识价值;而对这些“劣根性”进行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等却被作家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这又使这篇小说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冲淡了其文学的审美价值。     

"四大奇书"命名的文化意义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称为“四大奇书”,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今。“四大奇书”之称与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市民文化勃兴、传统儒家经典遭到怀疑、大众文化需要确立自身经典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与通俗小说成为大众的主要文化消费对象、通俗文学对大众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现实相关联。因此,“四大奇书”的命名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几个问题

在学习、贯彻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我国理论界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但在其形成时间、主题、核心范畴等一些问题上,目前尚存疑问和不同的看法,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拓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柔弱胜刚强”命题的真理性维度分析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哲学的重要命题,是老子关于＂道＂的弱用原则的理论依据。由于老子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又造成了人们对该命题的误解。文章从老子的思想体系本身出发,提出正确理解这个命题的四个维度：道的维度、象思维的维度、社会治理的维度和价值的维度,并由此推出该命题成立的约束条件及其局限性。     

用“三个代表”解读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第一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今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和新视角,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审视,不仅可以展现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对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也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