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与失业:难民效应与企业家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广东省21个地区1991-2007年面板数据,对自雇创业率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失业率变化对自雇创业率变化影响不显著,而自雇创业率变化对随后的失业率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创业可降低失业的企业家效应假说,并不支持高失业率会影响自雇创业率的难民效应假说。上述发现从经验证据上支持了我国当前实施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并蕴含着一定的政策含义。     

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

文章从随机冲击对消费影响角度,把经济波动福利效应分成风险效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通过构建单要素生产模型分别说明了就业波动具有风险效应和水平效应。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波动表明,就业波动福利影响主要是风险效应。     

政府环境管制有效遏制了技术锁定效应吗——多元数字化的非线性解锁效应检验

考虑到技术创新过程中潜藏技术锁定风险,基于多元数字化视角,探究政府环境管制是否有效遏制了技术锁定效应。结果发现：政府环境管制总体上遏制技术锁定效应,并且该影响遵循“有力遏制—遏制效果衰减”这一非线性变化轨迹;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境管制对技术锁定的影响在不同区域、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制度创新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素养与数字化装备的非线性解锁效应成立,但数字化应用可能受技术扩散的时滞影响而失效。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     

考虑分布不平等的保障房建设福利效应测度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借鉴塞思的广义均值双参数模型,构造了同时考虑维度不平等与权重等影响的新福利指数,测度了武汉市被保障对象在迁居保障房小区前后真实福利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在整体福利方面,由于迁居后被保障对象福利分布均匀性有所改善,使得新模型测度的真实福利水平,相对于从总体平均角度出发的传统模型,改善更加显著.即:被保障对象在迁居后的整体福利水平和福利分布都有所改善,新模型更准确、更全面地测度并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福利变化.在各维度福利方面,就福利水平而言,被保障对象迁居后只有居住条件、心理状况改善显著,而其余三个维度包括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就业条件和交通条件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恶化;就福利分布而言,心理状况、就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福利分布在迁居后趋向收敛,居住条件福利分布则趋向发散,公共设施条件福利分布无明显变化.由于三个维度福利水平的下降都和保障房的选址比较偏远有较为明显的关系,因此建议保障房项目的空间区位适中,空间分布分散化.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重化工业阶段的就业效应探析

文章从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重化工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即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指重化工业本身随着行业内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而对就业需求相对降低的情况;间接影响指重化工业发展会带动相关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对就业产生的促进作用;并基于两种效应提出了重化工业时期如何促进我国就业的对策。     

国际金融中心演进对国家福利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及其相应国家的大量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演进水平与东道国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会对东道固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赍水平和国家财政收入水平有显著为正的效应,而证券业的发展对东道固福利水平的效应不明显,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对降低东道国失业率也没有作用.     

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分析

东北亚区域的全面合作将使各个成员国的实际GDP、进出口额以及福利水平全面提升,会使各个成员国在不同的领域得到收益。中国在农业、渔业、纺织业、轻工业、装备制造业等五个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要大于其他各国,中国在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所拥有的优势将给其他国家带来长远且持续的福利效应。为了增加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我国应大力拓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对象范围,加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环境的建设与优化,建立东北地区互动发展协调机制。     

非正规就业、教育错配与产业工人的工资效应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运用ESR模型分析了产业工人教育错配对就业选择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工人存在教育错配现象,教育错配对产业工人工资收入的影响存在惩罚和溢出两种效应。更高的教育程度能显著降低产业工人非正规就业倾向,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但同时具有工资惩罚效应;而教育不足会增加产业工人非正规就业倾向,降低其工资收入水平,并同时具有工资溢价效应。相对于岗位需求,产业工人也存在较为普遍的教育过度现象,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职业认知课程,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使人才培养结构更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反事实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一刀切的正规化就业政策能提高非正规就业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提高工资收入的作用却不明显,亟须提升产业工人技能水平、优化调整产业工人技能结构,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从而开创实现职企共赢的局面。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显现上升趋势,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存有明显差距,呈现阶梯状分布与板块聚类变动特征;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三种环境规制强度区间条件下,中等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提升生态福利绩效,低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无显著影响,高环境规制强度会降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实施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以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     

金融发展的福利收益和"门槛效应"--一个动态最优增长分析

文章采用无限期界的动态最优控制方法,给出一个最优经济增长模型,讨论金融发展对消费福利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发展通过提升要素生产率和金融效率产生消费与财富上的“增长率收益”,但金融效率提升和金融发展成本也降低消费-财富比,引起短期消费的下跳。因此,金融发展促进福利收益,但存在“门槛效应”。门槛高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要素生产率)、居民消费的时间偏好、人口增长率等。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各国在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福利增长上后果不一。这对一国选择金融发展政策具有指导作用。     

增值税扩围改革的价格影响与福利效应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作为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建立价格模型分析了不同的扩围方案对减少重复征税和降低产品税负的影响,并利用住户调查数据、投入产出方法和实际税收数据测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将增值税扩大到生产性服务业将改善居民福利,但具有累退性;全面扩围的福利改善作用小于生产性扩围,但具有累进性。     

医院竞争的患者福利效应分析——来自公立医院改革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医院竞争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现阶段医疗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医院竞争对患者福利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构建了医院决策和患者就诊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提高医院竞争程度对患者福利的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并分析不同的竞争性医疗需求对医院竞争与患者福利关系的作用。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利用第二批公立医院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对医院竞争影响患者福利的效果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医院竞争对患者的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在公立医院改革的过程中，医院竞争在没有明显提高医疗价格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改善医疗质量、降低交通费用影响患者福利。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在竞争性医疗需求越高的医疗市场中，医院竞争对患者福利的提升效果越大。本文为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医疗产业竞争政策如何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提升福利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持。     

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量显著相关,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相应的就业规模的加大,但带动效应呈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总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一产业就业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均为负;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二产业就业直接效应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三产业就业间接效应显著。对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提出了对应的建议。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福利效应评估--基于选择性的分析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经过多年改革,产生的福利效应值得关注。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参保中选择性问题,全面评估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研究显示,医疗保险将促进个人健康,增加医疗支出,减轻家庭对获取医疗服务与支付重病治疗的忧虑,并提高居民幸福感与对政府信任感,具有较好的直接效应与社会效应。然而,医疗保险并未减轻医疗支出对家庭的压力,这表明降低我国就医费用仍是未来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方向。     

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分析

人口迁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则是人口迁入的重要吸引力。由此，人口流失地区往往面临人口迁出与经济增长缓慢且互为因果的循环困境。健康服务业作为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新兴产业，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进而引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缓解人口流失地区的发展压力。基于2009—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适度人口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服务业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其中社会卫生支出的调节效应最显著。健康服务业的调节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口迁入未达到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短期内会弱化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当人口迁入超过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会弱化过度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拉动经济增长；对于人口迁出地区，这种效应则恰好相反。因此，应大力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适度放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以“防、治、养”为主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调整政府卫生支出投入比例，实现健康服务业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平衡。     

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与雾霾污染管制——基于固定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该文以财政联邦主义、环境联邦主义为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点,探索了中国财政体制与雾霾污染管制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加速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引资竞争和支出竞争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效应。     

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定量测度: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广义虚拟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人本经济,这与就业理论和包容性增长理论是殊途同归,其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人类幸福、社会进步和公平.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强调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的今天,深入探讨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的整体福利效果,有助于人们更好的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于国计民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利用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借助Eviwes6.0软件,以广义虚拟经济所主要涉及的第三产业为统计核算范围,尝试性地定量测度了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综合效应.     

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代理效应还是通货膨胀幻觉

本文运用ADL模型实证检验1995～2004年中国和世界主要股市的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实际收益-9通货膨胀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与西方主要成熟股票市场相比并不异常。经过检验发现,股票收益与实质经济和货币政策都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并不支持代理假说;同时,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货膨胀提高了实际收益,通货紧缩降低了实际收益,通货膨胀幻觉是导致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现负相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