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别平等的经济因素

我国文化起源《易经》说,男为乾,是为天;女为坤,是为地;二者各负其责,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5年,我国在教育、婚恋、职业等诸方面都坚定不移地贯彻男女平等的思想。但男女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平等的,在职场、婚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性别不平等现象非常普遍。探究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发现经济因素是造成两性不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受社会观念的影响,家庭中的女性多以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为荣;受传统分工的影响,女性基本都承担了家庭照料责任,更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放弃经济独立。经济上的不平等使男性无法真正尊重和欣赏女性,从而导致性别不平等。     

性别平等与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文章梳理了性别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重要文献,概述了它的最新发展及动向,其中既包括理论方向的研究,也包括实证方向的研究。     

数字经济、母职惩罚与性别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性别红利”,对于家庭福利改善以及共同富裕实现都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从母职惩罚角度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母职惩罚,帮助母亲群体增强工作的稳定性和便利性并促进她们的就业参与,从而提高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类型与分工经济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农户经济类型的特征、经营行为、分化趋势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农村分工经济的现状。认为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的专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各类农户的资产专用性增加，经营行为的分化对农业生产具有负面影响，必须继续保持纯农业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化，发展劳务经济。     

健康性别不平等与政府卫生预算的社会性别分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不同性别之间的健康需求、预算配置和服务受益情况。(1)我国女性人口卫生服务需求高于男性,且经济欠发达地区女性卫生服务利用受到一定程度抑制;(2)性别问题并非当前预算体制下卫生预算分配的主要关注点,但目前已有促进两性平等利用卫生服务的实际行动和措施;(3)在当前公共卫生投入政策下,两性公共卫生服务受益差异不明显。(4)现有统计信息系统大多不归集分性别资料,尤其是预算数据,因此尚无法对政府卫生预算开展深入的性别分析。要推进性别预算观念和分性别统计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性别预算框架和操作规范,将社会性别纳入健康政策主流,使健康政策和政府卫生预算增加社会性别公平。     

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本文借助于 1 996年对山西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论证我国农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虽然在法律上和经济制度上得到保障 ,但是这些制度在细节上的漏洞 ,使离婚妇女缺少地权保障 ,错过村社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及其子女暂时无地。这种现象虽然还没有对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地位产生显著影响 ,却足以使她们的家庭陷入贫困。因此 ,有必要在现行土地管理法和政府有关农地承包的规定中添加性别视角。     

马克思分工理论与数字时代产业融合

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产业融合的新趋势是数字时代的鲜明特征。通过分工理论解读马克思的产业融合思想,进而分析对数字融合的适用性,对于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数字经济政策的理论支点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对马克思分工理论框架的解读,从分工的理论到实践、工场手工业的混成到有机、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演进、大机器应用的影响等方面,再认识马克思的产业融合思想。其次,分析工业时代不同阶段的产业融合,提出数字时代产业融合新特征。再次,应用马克思分工融合思想,对数字融合发展的本质、界限、前提、劳动力结构的分化“、消灭分工”的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     

浅议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性别平等,现阶段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被边缘化了。男女在就业、收入、教育、政治等很多层面处于不平等地位。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生产力因素、制度和体制因素、社会和历史文化因素等。性别平等有利于开发女性人力资源,增强社会的创造力,有利于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通过男女两性共同努力,树立平等、互补、合作的性别平等观,促进就业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性别平等的长效机制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主要措施。     

数字不平等研究新进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以数字鸿沟为基础、代表数字化技术分布不均衡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引起了众多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本文回顾了数字不平等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演进,总结和评述了数字不平等的测度方法及实践,同时对数字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数字不平等广义上既包括一、二、三级数字鸿沟,还包括数字鸿沟引致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异是数字不平等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数字鸿沟现象会加剧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为此,短期内应大力提升数字鸿沟中处于“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长期内应针对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积极构建长效增收机制和促进教育公平,真正建立数字包容性社会,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数字不平等,缓解由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

本文中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并造成社会产出损失。由于在高技能部门里存在“干中学”效应，低技能者如果背离比较优势而从事高技能部门的生产，就可以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逆转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却可能导致社会的产出损失。这个模型的一个意外而合理的含义是，在策略性的劳动分工决策中，如果未来一期由交易关系瓦解而造成的损失足够小，那么，交易成本的减少也可能导致当期分工的恶化。但我们的模型也包含了交易成本下降可能促进分工这一既有理论中的特殊情况。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分工和家庭内分工中广泛被观察到的低效率现象及相应的政策。     

比较优势理论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家庭内部成员,主要从夫妻二人拥有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了家庭的形成及其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格局。从理论上阐述在比较优势条件下,专业化和交换将导致整体联合利益增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内部成员劳动分工的劳动力供给均衡点的形成及其变动情况。这一经济模型表明,为了提高家庭质量,实现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实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在充分信息和较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一方面,从纯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的形成及其变动;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视出家庭实际变化及相关制度的影响。     

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浅析哈耶克经济不平等论

大凡主张一种“否定性自由”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自洛克以降，都主张一种个人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自由的实现与私有财产。市场竞争等必然联系起来，认为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大保障。尤其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以后，许多自由主义哲学家，如托克维尔、贡斯当等人，深刻地体会到对平等的盲目追求可以把人们带到多远，都不约而同地将对财富的再分配的平等要求看作是自由的大敌。同样的，哈耶克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市场崇尚者，推崇市场在社会运作中的巨大作用；认为由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正和有效的，任何人为的财富再分配要求…     

经济一体化、产业分工与失业

本文建立了产业分工架构,分析工业国家非技术劳工工资与失业问题。产业分工程度内生决定于经济一体化(即市场扩大)型态:在一体化市场内,若技术劳动成长率大于非技术劳动增幅,制造业产业分工程度将加深;反之,产业分工程度降低。产业分工程度加深促使非技术劳工工资上升、失业率下降,并未如预期会威胁工业国家非技术劳工。值得注意的是,既使产业分工程度加深、非技术劳工失业率下降,亦可能出现非技术劳工失业量上升现象。     

公共物品、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公共物品既能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促进分工演进并最终带来经济增长,也可通过改善劳动效率直接促进产出的增加,经济增长中的两难冲突发生于专业化经济和公共物品对劳动时间这一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最终分配取决于三个重要的经济参数即专业化经济系数、公共物品的交易效率系数和劳动效率系数的大小和变化情况。文章最后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论证主要结论的正确性。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

本文中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并造成社会产出损失。由于在高技能部门里存在“干中学”效应,低技能者如果背离比较优势而从事高技能部门的生产,就可以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逆转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却可能导致社会的产出损失。这个模型的一个意外而合理的含义是,在策略性的劳动分工决策中,如果未来一期由交易关系瓦解而造成的损失足够小,那么,交易成本的减少也可能导致当期分工的恶化。但我们的模型也包含了交易成本下降可能促进分工这一既有理论中的特殊情况。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分工和家庭内分工中广泛被观察到的低效率现象及相应的政策。     

分工、结构转型与经济转轨

本文通过剖析分工、交易效率与工业化、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解释了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分工和交易效率是如何促进工业化和结构变化的,以及组织结构形成之后,制度演进的方向和决定因素,从而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分析了分工演进、结构转型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联系,对发展中国家目前完成工业化和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分工、交易效率与城乡二元经济转化

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演进的决定性因素.交易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分工的演进和城市的兴起.由于城市集聚经济和农村分散经济的不同特性,城乡经济之间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理论分析和对来自中国各地区(1985-2008)的省级面板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都表明,交易效率的提升对于促进城市化发展,推进城乡二元经济转化具有积极意义.交易效率的提升会使二元经济对立程度呈现出倒U型的发展趋势.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呈现出缓和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