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变革:方案评析、内在逻辑与中国路径

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改革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重点议题之一。近年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跨境税源分割失衡加剧等新挑战凸显,倒逼国际税收规则变革和国际税收秩序重塑。市场国“单边征税先行”、联合国试图“双边协商”和OECD推动下的“多边合作共识”共同刻画了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税收规则变革的现实图景。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创造理论和国家竞争理论,深入剖析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规则变革的内在逻辑,解析数字经济居民国与市场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的多重博弈。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文章提出战略层面积极有为参与全球税收治理建设,制度层面科学有效制定中国应对策略,技术层面持续提升数字化税收治理能力,以期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税收秩序。     

新时代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新冠肺炎疫情或将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国际经济秩序和经贸规则面临重塑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受到重大冲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推进,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格局加速改变。     

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的有关建议与对策研究

全球数字治理迎来规则重构关键期,中国应当引领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推动形成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新机制,为解决“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引领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具备良好基础条件,但与“欧洲模板”“美国模板”相比,中国方案竞争优势尤其是国际话语权优势不突出,存在与美国在数据流动规则的博弈中处于劣势、数字税推行缺乏可行性方案、数据隐私保护能力不强等难点、堵点。建议在国内规则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数据流动监管领域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升级,探索适合中国数字服务税的建设方案;在国际规则层面,依托区域性规则谈判,力争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主导权,加快搭建“国际数字经济特区”等平台,促进规则先行先试。     

数字贸易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消解、重构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经济低迷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国际贸易萎缩并加强运用贸易壁垒实现价值追求和利益博弈。文章在梳理贸易壁垒的内涵、类型及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了数字贸易对传统贸易壁垒的冲击与重塑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深度融合在弱化乃至消解部分传统贸易壁垒的同时,催生出数字贸易壁垒这一新型壁垒。数字贸易壁垒的实施程度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维度和深度密切相关,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重构着国际贸易壁垒体系,制约着全球数字贸易范围的拓展和规模的壮大。中国在由数字贸易大国转向数字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应积极打造数字贸易开放体系,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从容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壁垒。     

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贸易模式和治理结构,数字贸易规则也成为大国规则竞争的重要焦点。目前在WTO多边框架下,尚未形成代表更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数字贸易是我国具有相对优势且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领域,这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供了较大空间,是我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着力点。     

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全球数字经济正蓬勃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据显示,数字经济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也是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源,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近年来,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以产业发展为目的,大力做优做强数字经济。文章分析了贵州省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机遇,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改革:理论探源、方案评析与中国抉择北大核心CSSCI

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改革是百年变局之际世界格局转换的焦点问题之一。数字经济加剧了全球化中的经济失衡,导致市场国征税权随之兴起,国际社会随之提出了税改的初步依据,但是仍需结合政府征税原理创新展开进一步探索。综观以经合组织双支柱为代表的市场国征税权改革方案,在数字经济居民国与市场国、政府征税与跨国公司避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复杂博弈中,“选择性”改革和复杂的规则设计展示了重大历史进步意义,但也凸显了欧美的妥协及其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同时更阻断了发展中国家对工业经济税基公平权的追溯,压制了落后地区和新兴行业启动经济的发展权。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的中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和税基安全、公平和发展的复杂目标,需要审慎参与反避税全球竞争与合作、全面协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科学安排税收收入与经济成长的战略关系,才能在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税收和经济利益上的全面的、实质性公平权利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     

RCEP成员国间数字贸易发展分析

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融合度日益加深，数字贸易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力量。RCEP数字贸易生态已经初步形成，数字贸易是推动RCEP成员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贸易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RCEP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本文基于UNCTAD数据库与World Bank Data的相关数据，从发展现状与面临机遇及问题两方面对RCEP成员国数字贸易进行分析。并得出RCEP发展数字贸易要推动减少数字贸易壁垒、加强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完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贸易生态圈、培养专业化的数字贸易人才、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和充分发挥政府优势以及深化数字贸易体制创新的建议。     

全球经济影响力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

本文通过整合国家财富、贸易影响力、金融与货币影响力、跨国公司影响力、战略性资源控制、技术创新能力和世界经济组织影响力七个子项指标,构建起全球经济影响力综合指数,该指数涵盖了一国经贸、资源、金融等方面,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状况。本文利用该指数评估发现,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强的前五大国家。由于我国资本项目以及金融服务部门尚未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竞争效率还有待提高,金融与货币、跨国公司和全球经济影响有待提升。     

数字贸易对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技术与社会各领域进一步融合,使数字贸易获得飞跃式发展。而随着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占比份额的逐年提升,传统贸易规则也受到极大冲击。文章在梳理全球各国在数字贸易谈判竞争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整合议题,指出我国目前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而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下,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制的困境与中国方案——基于DEPA的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具体议题已相对清晰集中，有关数字贸易规则的博弈已成为国际经贸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重建的重要问题。实现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不仅是中国实现加入DEPA高水平贸易协定所需要思考的关键内容，对于推动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数据治理规则、遏制美国数据霸权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通过理念引导、推进监管以及法律完善，以期在DEPA规则框架之下实现数据跨境流动的有效规制，推动中国早日加入DEPA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FTA深度作用的考察

价值链分工模式不仅重塑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也对传统贸易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签署FTA成为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追求更高水平贸易规则的主要途径。本文考察深度FTA对各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根据WIOD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41个国家(地区) 2005—2014年的GVC参与程度、GVC参与长度及GVC位置指数,对总体样本、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并重点考察FTA深度条款的具体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一国签署的FTA数量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没有影响,而FTA深度能够有效促进一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并提升价值链上游度水平,此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具体条款方面,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条款是保障一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关键因素。     

中韩贸易30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以经济互补性为基础,不断扩大贸易规模,深化经贸合作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中韩贸易逐步从原材料贸易发展到中间品的贸易模式,两国制造业竞争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活跃的创新活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这相应地改变了中韩贸易的商品结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也在增强,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将影响中韩经贸关系。中韩有必要继续拓展合作制度框架,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形成更加牢固的经贸关系。中韩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加强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挖掘两国产业合作互补性,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模式。中韩也有必要加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在投资、服务贸易、金融、市场准入等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不断升级中韩产业合作深度与广度。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策略与效益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各国进行着多边、区域、双边、单边各个层次的全方位政治经济博弈,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参与各方最终均获得博弈收益。从结果来看,WTO成功地推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虽然总体而言成员国都获取了收益,但利益分配并不均衡。从各成员贸易自由化的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之下,其绩效大相径庭。为此,在对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策略和效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综述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及"反边缘化"努力,提出了中国如何确保从多边博弈中获益。     

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旅游能够依托互联网与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多维度创新与优化,进而逐步提高发展质量。准确把握乡村旅游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面临的观念滞后、农村信息技术薄弱、人才匮乏、同质化竞争严重、营销宣传水平低、服务体验有待改善等问题,并积极围绕政府引导打造良好数字旅游环境、加强数字经济定向培训和人才引进、打造一体化旅游平台、积极创新和拓展乡村旅游模式、加强特色品牌培育、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改善服务体验等方面进行探索,能够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已近两年,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措施情况,对比两国发展制度和道路的认知差异,探析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不仅是贸易之争,还是全球经济地位之争、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更是不同经济体制与发展道路之争,是以经贸为载体的21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以及代表更广泛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     

美国钢铁贸易保护争端及其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的出台是经济衰退期外贸政策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的具体表现。作为WTO成员，美国按国内法201条款实施的钢铁保障措施必须符合WTO保障措施规则。但美国钢铁保障措施即使符合WTO规则，也是通过损害其钢铁贸易伙伴正当利益来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全球贸易体制约束下，美国的行为必然引起各相关方与美国之间运用全球贸易规则的利益博弈，并由此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进“竞争中立”原则的实践与比较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双边、区域、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推行"竞争中立"原则。"竞争中立"原则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新工具;是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塑中美国所倡导的"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的一项新规则;"竞争中立"原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分析、比较主要发达经济体"竞争中立"原则的推进动因、具体原则、法律规则,判断"竞争中立"原则的发展趋势和影响,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措施。     

世界石油资源格局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石油资源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举足轻重,石油消费国之间、消费国与资源国之间、资源国与资源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对石油的竞争已超出了商业范畴,成为各国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着力点.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到世界石油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合作中去,通过与产业国和消费国加强区域能源合作来创建能源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