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吗?——来自CSS 2019数据的证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扎实稳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所在。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借助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概念，利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基准，未来农户返贫的平均概率为9.7%;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抑制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效发挥了防贫作用；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高家庭受教育程度和降低家庭健康风险两条路径起到防贫作用。因此，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农村防返贫问题，构建贫困脆弱性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多元化保障措施，以积累提升个人及家庭人力资本，规避返贫风险，进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城乡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扶“志”还是扶“智”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单人户”入保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将低收入家庭中特殊困难人员以“单人户”的形式纳入低保制度覆盖范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探索。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构建了“制度结构—个体差异—治理策略”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结果,分析了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备显著的缓解作用;其减贫效应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村大于城市,西部大于东、中部地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应逐步扩大低收入群体以“单人户”入保的制度覆盖面,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收入家庭贫困预警机制之中,提升对该群体整体致贫风险的动态监测能力;应考虑城乡与区域之间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的差异性,确保低保制度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挥民生保障安全网均衡兜底的作用。     

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于更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度量了"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结合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来缓释风险冲击而实现,其中货币基金和投资业务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效应对于中部地区、物质禀赋更高、抚养比更低的家庭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也要着力关注部分群体面临的"数字劣势"问题,加强普及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以及减贫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2020年底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防贫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评估了“十三五”时期城市政府补助的相关减贫政策效果。文章选取贫困度量指标来测度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特征,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城市政府补助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相对贫困指标计算的城市贫困率、贫困强度和深度均呈现下降趋势,城市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城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发挥了“授人以鱼”的作用,特别是在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人工作收入方面；此外,城市政府补助对一些人群发挥了“授人以渔”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概率,增加了低收入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补助还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女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收入再分配体系,探索推动城市贫困救助从“粗放”模式向“精准”模式转换,建立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城市防贫体系与动态监测系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形成防贫内生机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基本保障。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可持续发展下的中国农村贫困脆弱性及差异化扶贫政策分析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村现阶段和将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推行扶贫政策中,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脆弱性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政策。论文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贫困脆弱性大小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贫困家庭与脆弱家庭高度重合,但随着贫困线的提高,重合率降低;贫困线提高会使家庭脆弱性和贫困率都提高,但前者增速稍快;无论贫困线高低,脆弱性都随户主年龄呈先降后升的走势;家庭大小与脆弱性呈正相关,户主为女性的脆弱性更大。文章的建议是:扶贫政策的制订要考虑脆弱性;针对各地区脆弱性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政策,对脆弱性高的地区要格外注意;扶贫政策还要因家庭而异。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和200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检验各因素对经济脆弱性和贫困的相对影响力。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高于贫困;户主特征和家庭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经济脆弱性及贫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没有作用;超过24%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方法表明,不平等虽然减少了脆弱性,但其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力量最小,不可解释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因素,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力量居中。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农业供应链上“贷投传递”纾解家庭农场融资压力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体系中有着显著的优势,然而传统的信贷融资模式与家庭农场的经营特点及资金需求产生了脱节,家庭农场正常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给家庭农场融资提供新模式,缓解了传统借贷模式的部分缺陷,但互联网金融供给不足,借贷利率高,原始信用记录积累成本高等问题又随即出现.本文从投贷联动模式出发,以农业产业供应链为视角,创新出银行、链上龙头企业以及家庭农场三者参与的“贷投传递”融资新模式,分析了该模式对弥补互联网融资模式用于家庭农场所存在缺陷的作用.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动态健康冲击下的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评估

尽管健康冲击对家庭金融风险具有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在健康类型、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结论。文章基于家庭资产负债表,构建包含财务边际和偿付能力在内的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来衡量家庭金融风险,并分析了四种健康冲击对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上升趋势明显,而健康冲击进一步加大了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但不同种类健康冲击对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异质性。其中,重大疾病对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是其他健康冲击的4倍。上述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健康冲击通过降低家庭收入或增加家庭支出显著提高了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但不同健康冲击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一般健康冲击主要通过支出增加提高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而重大疾病通过支出增加和收入减少共同提高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表明中老年家庭应重点防范重大疾病引发的金融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社会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作用有限,而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偿付能力,弥补社会医疗保险的不足部分,尤其是重大疾病风险。因此,我国应加大税优型商业健康险的优惠力度,放宽...     

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而对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可获得脆弱性的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以脆弱性定义为基础,笔者提出了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测量与分解的基本框架。使用CFPS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对数消费模型,并据此计算了样本城市家庭的脆弱性值及五个分解部分值。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城市家庭是脆弱的,居委会内不平等性构成其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和各分解部分对协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家庭比广东家庭更易变得脆弱;工资性收入的不同档次显著影响城市家庭脆弱性;相比家庭规模,社会资本更能有效降低城市家庭脆弱性。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贫困地区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以吕梁山区13个贫困县为例

文章在分析整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脆弱性定义为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利用13个县域2017年的数据,对吕梁山区的13个贫困县的脆弱度进行测量,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学生人数、参加农村医保人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财政总收入这五个因素对地区脆弱性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且还表现出在不同贫困程度下,这些因素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并非越贫困,每个因素对脆弱性的影响越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吕梁山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有效的扶贫政策和建议。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链式融资模式与精准扶贫效果——基于准实验研究

文章在四川、重庆、江西三省2013年和2015年农户链式融资准实验的基础上,基于大样本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基于倾向得分的倍差匹配法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与和使用链式融资模式下的减贫效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式融资对农户减贫的效果整体较好,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比例高于非贫困户,且从链式融资中得到的益贫效果也表现出边际收入递减的现象.(2)与农户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相比,农户在产业扶贫的基础上进行链式融资的减贫效果更好.其中采用“金融机构信贷→龙头企业(产业支撑)→农户”和“金融机构→专业合作社(产业服务)→农户”模式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存在显著的益贫效果;“资金互助社→农户”模式主要对非贫困户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户”模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减贫效果都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