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模型中引入主观预期寿命,对主观预期寿命、遗赠动机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老年居民的主观预期寿命是理性的,该指标在研究家庭金融决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显著提升了家庭持有政府债券和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并增加了家庭在相应资产上的配置。遗赠动机会弱化主观预期寿命增长对家庭持有相应资产的可能性和配置比例的正向影响。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和代理变量,笔者发现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人口老龄化、寿险持有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首先测度了家庭层面的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抑制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且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家庭持有商业寿险是这一负向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低收入、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中青年家庭和持有中高债务规模的家庭而言,老年人占比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负向效应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放大了老龄化的负向效应,而普及金融知识教育、增强社会互动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中国家庭寿险资产和其他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

本文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寿险和储蓄、股票、房产四类资产的选择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结合SUR和Probit、Tobit回归联合估计家庭几类资产的选择方程.主要发现,家庭寿险(股票)资产的持有率、寿险(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都是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家庭财务脆弱程度显著影响了家庭的寿险持有,但对于其他资产的持有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挤出了三类金融资产,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选择金融资产,尤其是寿险和股票资产.负债的家庭更多地持有寿险,更少地持有储蓄.中国南、北方家庭的资产持有形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后,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到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比例也会提高;并且投资经验有助于家庭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此外,本文发现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     

金融科技、媒体情绪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为了探究媒体情绪在金融科技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中的作用,构建三部门模型阐述金融科技和媒体情绪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逻辑机理,并利用Sobel中介因子模型检验媒体情绪是否是金融科技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中介因子效应.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和媒体情绪促进了家庭高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持有比重,抑制了家庭低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     

社会保险对家庭金融的影响研究综述

本文以家庭金融为研究主体,分析并梳理了社会保险对家庭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两方面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结果。结果表明,社会保险通过改变生命周期理论的储蓄动机而对家庭储蓄产生影响,其影响因研究区域或数据选取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对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社会保险对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则通过背景风险实现,且总体结论较为一致,社会保险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配置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配置深度和广度处于较低水平,社会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和深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广度作用不明显;中介检验证实风险偏好和信息获取能力是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能够改变农村家庭的风险偏好与信息获取能力,进而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为此,应通过促进高质量社会网络拓展、加强金融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规范农村信息渠道建设等手段,改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来说是一项挑战，合理配置资产可以提高家庭收入，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和经济压力。选用2017年和2019年CHFS的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户主年龄变量与家庭金融风险市场参与以及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深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存在倒U型变化。第二，老年人口占比显著抑制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地区、东部地区以及购买养老保险的家庭配置金融风险资产影响更显著。优化老龄家庭资产配置有利于老龄家庭减轻养老压力，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房产预期回报率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

房产在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中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风险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的占比过低。现有文献大多刻画了中国家庭资产配置“重房产、轻风险金融资产”的特征事实,但这种配置结构是否有效,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资产历史表现数据,本文首次发现了中国家庭实际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方差与经典投资组合理论中有效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方差并不一致,提出家庭对房产收益分布的预期回报率持有错误的认知可能是导致此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进一步将这一假设引入标准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主观认知的资产配置结构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定量研究了其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构估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家庭普遍高估了房产的预期回报率,且平均高估2.8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对房产预期回报率的认知偏差在城市级别层面存在差异：一线城市家庭低估了房产预期回报率,而非一线城市家庭则高估房产预期回报率最高达4.9个百分点。反事实分析表明,高估房产预期回报率使中国家庭的财富平均减少了相当于5.2个百分点的家庭年收入,而在非一线城市则减少了最高达8.9个百分点。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