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进口与企业间工资均等化

基于企业-产品层面数据,采用双边连续差分法,间接评估了数字贸易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传统进口贸易相比,数字贸易进口会促进企业间工资趋于均等化,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源自行业内企业工资差距的缩小和工资水平中等偏上的企业的工资趋向行业内中位数工资.数字贸易进口可以通过减少距离成本、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和提高进口贸易速度推动企业间工资均等化发展,但也会因价格差距的拉大而削弱其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开展数字贸易进口容易引致就业"替代效应"和进口"鲇鱼效应",这两种效应均会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     

何去何从:贸易保护还是开放竞争?——来自微观企业创新的证据

文章基于熊彼特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假说,结合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背景,利用2001?2008年制造业关税数据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所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税削减后,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而专利申请总数和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却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表明进口竞争激励企业进行了高质量的发明创新.进口竞争的激励效应对于易受竞争影响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应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竞争,引导企业将进口竞争转化为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创新向高质量迈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间接进口竞争、本地生产网络与企业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中国进口扩张的现实背景,本文以本地生产网络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关税以及国际贸易数据库构造城市—行业层面受到的间接进口冲击指标,并实证考察其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间接进口竞争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印证了城市内部供应链视角下的“熊彼特效应”。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引发溢出效应的两种机制：劳动力要素再分配效应使得劳动力向区域内受到进口竞争影响小的产业进行转移,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使得下游企业在上游行业受到进口冲击后得以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技术的可替代性使其创新动力下降。本文估计了进口扩张对企业创新的间接影响,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落实贸易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中国加入GVC对伙伴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竞争还是中国红利

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于全球技术进步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理论核算中国和52个贸易伙伴国18个细分行业的附加值贸易额，剖析中国加入GVC对伙伴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虽然中国出口贸易会通过竞争效应降低伙伴国的TFP，但是也会通过规模效应促进伙伴国的TFP，且整体上中国加入GVC会促进伙伴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技术红利效应。第二，从出口视角看，中国出口的溢出效应会弥补竞争效应对伙伴国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从进口视角看，中国进口的创新效应会强化规模效应对伙伴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考虑创新因素之后，中国红利得到进一步强化。第三，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中国进口商品贸易对伙伴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逐步衰减，但服务贸易会突破地理因素限制，中国进口服务贸易对伙伴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会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中国加入GVC之后形成的“中国红利”，是促进伙伴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进口贸易有助于发达国家提高创新能力，实现长期技术进步。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加入WTO后进口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1)进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进口竞争对效率不同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阻碍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低效率企业,进口竞争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因而,进口竞争阻碍了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对于高效率企业,进口竞争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超过了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甚至获得了正的规模效应,因而,进口竞争促进了它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研发投入来源、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绩效——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研发投入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的分工协作,而金融机构贷款的贡献度十分微弱。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国内外技术贸易对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FDI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激励,但会通过示范效应、研发外溢以及科技人员流动促进其创新活动。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基于三维距离的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9年28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研究省际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分析三维距离对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影响,探索通过区域创新能力构建促进创新强省创新绩效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省域创新绩效由低向高增长阶段对邻近省域产生回流效应;在高位增长阶段,对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经济水平差距大的省域具有回流效应;对空间邻接、地理距离邻近和经济距离邻近省域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原始创新力对区域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的促进越明显,且呈倒U型曲线趋势;经济水平差距是技术创新力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差距的关键因素;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是成果转化力空间正向溢出的关键因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了对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担忧。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1999—2019年行业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且对沿海地区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可以通过下游产业关联显著促进本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对于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均是如此。但对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上游产业关联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本文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重要发现包括:从进口角度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进出口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为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外资和外贸创新溢出效应的行业差异分析——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了出口贸易、内外资部门的独立研发、外资技术溢出对工业部门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它们的行业差异。分析后发现在技术创新领域,外资负面的挤出效应超出其本身知识产出的正面作用;内资是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行业所处市场是否充分竞争和是否重视研发的投入;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的部门是适宜"看中学"的行业和因为技术差距较大而未与外资直接竞争的企业;出口贸易和干中学拉动创新的关键在于出口的或劳动中所使用的产品是否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文章给出了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特点并提出有行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财税普惠度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对提高财税普惠度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以及如何实施财税普惠政策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引入企业逆向选择行为拓展了伯川德行业竞争模型,提出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说。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框架检验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其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提高财税普惠度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三个机制分别为市场竞争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边际成本效应;(2)提高财政普惠度对高融资依赖度、高增长机会和高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而提高税收普惠度对低融资依赖度、低增长机会和低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本文为政府施行更加精准的财税普惠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财税特惠政策向财税普惠政策转型提供了理论和证据支持。     

技术创新外部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

创新的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怎样的影响?现有分析普遍认为知识溢出即创新的正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单调抑制作用，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关系是非单调的，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构建关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局部均衡模型，将创新的正负外部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两类创新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单调影响以及竞争均衡的稳定性和效率问题，并选取我国34个行业面板数据，对创新的外部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正，当行业研发投入较低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正外部效应增强或负外部效应减弱而提高；与此相反，当行业研发投入较高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正外部效应增强或负外部效应减弱而降低。第二，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负，则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分别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单调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在竞争均衡的企业效率方面，研究结果表明：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正，竞争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负，则竞争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高于社会最优水平。     

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是否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自身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以行业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发现,仅当外资竞争水平较低、内资模仿同构程度较低以及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时,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才能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且其阈值效应存在行业和企业产权异质性。     

机器人的应用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鲜有文献从微观的视角深入探究企业使用机器人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基于此,通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以企业机器人进口作为代理变量,研究了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在替换度量指标、更换不同维度样本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本土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行业和竞争程度低的行业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降低可变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出口升级。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我国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促进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在考虑内生性及使用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新生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业外资开放有效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下游企业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