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保险抑制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分析绿色保险的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保险的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并通过以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重要途径,进而实现碳减排;在绿色保险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表明在西部地区绿色保险碳减排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助推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碳减排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

自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热点话题,农村消费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巨大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增加0.18%;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约0.165;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显著,但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差异。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与空间效应

“双碳”目标为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则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的影响（碳减排效应）,鲜见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探究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经验分析,且缺乏对相应空间效应的检验。本文认为,绿色金融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促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中,这将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并增强地区碳移除能力,进而推动实现碳中和。具体来讲,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活动中节能减排投入的增加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从碳减排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通过绿色农业和林业开发提升陆域碳汇能力,进而从碳移除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及外资结构低碳化和生态化转变,进而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赋能碳中和。同时,在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和碳移除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运用动态SD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样本地区的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赤字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降低本地的碳赤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和碳赤字水平;总体上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此外,节能环保支出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可以促进碳移除能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则可以同时促进碳减排和碳移除。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二是将碳赤字、碳减排和碳移除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不仅会助力本地碳中和的实现,还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强化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并加强绿色监管,着力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绿色资源错配等问题,尤其应重视和避免“漂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记录,同比上升6%,该机构认为碳排放已经影响到了人类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推进,国际间金融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控制能源消耗,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才能保证社会资源平衡发展。因此,当前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绿色低碳经济战略目标,要求促进碳减排,推动碳金融发展。碳排放与金融市场相互促进,但弱化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影响效应。因此,本文侧重分析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进一步证实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存在抑制作用,地区发展可借助金融手段减少碳排放,最后从在助力碳减排、管控金融风险、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优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理论和实证分析

碳减排对我国缓解气候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数字普惠金融和能源结构调整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维度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我国整体的碳排放,且能源结构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抑制碳排放,同时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源结构促进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中覆盖深度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

财税金融政策作为调控产业发展的手段,在助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方面作用突出。近期受多重因素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步伐出现一些放缓迹象,分析财税金融政策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成效和不足,为更好运用政策促进产业转型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从全国整体、七大区域、疫情前后三个层面研究财税金融政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税收、金融政策对制造业的碳排放、废水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各异;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干扰了财税金融政策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进程。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吗?

低碳试点城市作为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实践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279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如何使数字金融更好地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279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各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水平,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来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水平;其次,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拓宽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来发挥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然而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易产生“数字污染”,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碳排放效率起抑制作用;最后,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果,能够发挥“知识溢出”作用,带动毗邻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高。     

科技金融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果及异质性分析——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我国2011年实施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该科技金融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了探究.结论 表明:第一,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作用效果.第二,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第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一线和二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会促进三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的提升,还会推动二线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第四,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和提高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来引导金融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是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实现路径.     

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攻坚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发展“赋能聚力”和“加档提速”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基于2003—2020年2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用多期DID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产业转型升级是智慧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路径,其中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创新能力较好、具备经济集聚优势、严格环境规制的城市碳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双向赋能可以开创循环经济新格局,对区域经济减污降碳和绿色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文章的核心结论有助于激活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减排效应的“创新红利”和“结构红利”,也为实现“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愿景提供了路径支撑和决策依据。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否促进碳排放效率——理论构建、机制分析及空间效应评估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传导机制与时空异质性,利用2006～2020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在影响机制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基础、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差异化影响;空间视域下,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显著带动150千米至250千米内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O₂排放和PM_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智慧降碳：金融科技发展的城市碳减排效应研究

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精准制定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城市智慧降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区别于以往区域内单一维度的研究,本文测算了中国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方面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区域内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以及替换金融科技发展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途径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金融科技虽然能降低本地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会促进周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出“以邻为壑”的现象。基于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科技碳减排效应的不同表现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在北部城市显著强于南部城市、在非城市群城市显著强于城市群城市、在其他城市显著强于中心城市。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绿色金融、政府作用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探究绿色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政府作用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运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法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府作用对包容性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适当加强绿色金融和发挥政府作用是有...     

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深入探讨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对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ＧＤＰ、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口、城市化率、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不显著;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正向影响最大,人均ＧＤＰ和产业结构影响较大,单位能耗碳排放影响最小;人均ＧＤＰ持续增长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负向贡献率最大,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负向贡献率较小;而能源强度下降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重要因素,其正向贡献率较大,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和单位能耗碳排放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正向贡献率较小。     

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文章构建了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推动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政策含义是,经济新常态下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