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     

"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环境管制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管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文章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SO2污染控制区)环境管制政策对我国149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服务性行业转换,外资投资及人力资源水平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空间分异看,"两控区"政策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却呈显著负向影响。再以2010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更为严格环境管制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发现只有东部城市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向服务性行业,验证东部"污染光环"假说。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创新抑或资源再配置：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总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政策(两控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三重差分法从企业间和企业内两个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提高了控制区内重点治理行业的总生产率水平,但是并非通过创新补偿发生,而是通过优化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机制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并且加强环境监管力度能使政策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源再配置的作用。微观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两控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滞后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两控区政策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概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补贴收入向高生产率企业再配置,扩大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还发现,两控区政策提高了非控制区重点治理行业的市场进入率。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文章从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分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产出,进而导致污染产业转入;(2)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对企业的治污技术研发等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可以酌情实施累进制环境税率,在招商引资时,可以根据转移产业的污染程度做出相机选择;各省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机制分析——来自地级市层面实证研究

文章对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机制进行了探讨,采用2003—2016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运用空间SDM、SDEM与SLX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造成的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识别和测度,并对这一外溢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因果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证实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降低本地的环境污染排放,相邻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造成本地环境污染水平的提高。虽然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工业污染转移,但是这种环境规制造成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明显的有界性和衰减性,并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进而佐证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就近转移。此外,还对影响地区环境污染空间外溢的因素进行了效应分解,进而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逻辑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区位决策的差别化影响

考察了政府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企业区位决策的差别化影响。基于73个重点城市2001~2011年产业结构数据,研究证实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发现研究期间样本城市产业污染结构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西部和东北样本增长幅度最高。研究还发现旨在改善区域环境的环境规制会减少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与低污染企业相比,高污染企业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甚至受益于环境规制。结论显示,一刀切的环境规制应强调差别化和针对性,使环境规制奖清洁罚污染,真正作用于区域环境改善和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以双赢吗——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采用1992年至2009年期间280个重点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样本,并借助倍差分析法对“两控区”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实施“两控区”政策后,相比非“两控区”城市而言,“两控区”城市的人均GDP增加了8.3％,人均工业GDP增加了16.8％.这意味着,施行合适而严厉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另外,我们还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等不同属性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资金约束下跨区域供应链环境共治的演化博弈

以资金约束型原材料供应企业与非资金约束型产品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政府、银行参与下的跨区域供应链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表明：演化稳态策略是双方均不治理或环境共治,在环境共治给双方企业带来的总收益均大于“搭便车”给各自企业带来总收益时,才可能达到环境共治的目标;刺激资金约束型供应企业的初始治理意愿效果会更好;政府环境规制下,银行融资比买方融资更合适,且随着银行融资利率的提升,会间接刺激企业双方环境治理水平;加强资金受限、污染严重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会使治理的效果更加明显。     

技术距离、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5年的CSMAR上市公司数据、环境规制数据与专利申请数据,同时构建空气流动系数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综合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在不同的技术距离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推动技术水平逐渐向前沿靠拢的过程中,易落入"模仿陷阱",失去创新动力;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励企业走出模仿困境。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越近,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相反,企业距离技术前沿越远,环境规制越不利于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尽管适宜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前沿型企业创新,但如果治理强度过大,反而会对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环境规制、污染外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污染外部性呈现时空演化的特征,由此环境规制水平也不断提高。由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差异及其本身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区域、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和措施差异,这会导致区域及企业竞争力改变,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引发产业空间分布演化,大量污染性产业如化工、冶金及印染等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引进环境强度低的地区,进而带来环境时空维度的污染转移,这一现状正是形成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而整体形势却见效甚微的根源所在。文章在数据统计、资料查找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我国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以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为切入点构建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三者机理关系;然后基于统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是造成具有污染负外部性的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成因;最后提出法律措施等政策建议。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环境规制政策设计——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传统的环境规制理论视为规制者的政府与被规制的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现实却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会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降低了政府环境规制的效用。为此,政府应进行规制政策创新,激励企业公开污染信息,以提高规制效率。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明确法律性质、有的放矢解决跨行政区环境纠纷——论《环境保护法》第15条的修改

跨行政区环境纠纷能否有效解决事关全国整体环境状况优劣,但是,因为其常表现出"群体性"特征,而被复杂化而通过行政、经济甚至政治方式解决,无法实现法治。近十来年,跨行政区环境纠纷日益突出,并以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纠纷最为典型,且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甚至流血事件的形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深度关注,如"长三角"各省边界区域环境污染、湘渝黔边界区域的"锰三角"污染事件、晋陕蒙边界区域"黑三角"污染事件、皖苏浙边界"太极洞"环境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