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既要开发海洋也要保护海洋,海洋环境规制作为规范海洋经济活动的工具,对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基于2006—2016年沿海11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大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在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海洋经济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海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提高海洋环境质量和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显现上升趋势,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存有明显差距,呈现阶梯状分布与板块聚类变动特征;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三种环境规制强度区间条件下,中等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提升生态福利绩效,低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无显著影响,高环境规制强度会降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实施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以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借助ML模型测算了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海洋经济GTFP有所提升,技术效率是GTFP提升的主要内部驱动力.进一步从政府环境投资和企业排污费两个角度选取环境规制指标,以GTFP作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二者关系在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在时间维度上,当期及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均可显著提升海洋经济GTFP;在强度维度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GTFP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大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GTFP的正向影响显著提升.最后,文章从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和鼓励创新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兼论环境政策的选择效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基于绿色创新视角,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环境政策选择,并运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012—2016年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GDP增速地区明显增多,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过度追求“量”向注重“质”的方向转变。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通过释放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以及引领市场需求来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且“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强。因此,要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实施“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等,以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文明的力量：文明城市建设如何助推企业绿色创新

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相比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助推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政府支持的“补偿”效应。随着地区制度质量、企业资本储备和高管素质的提高,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经济后果方面,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绩效,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从微观层面补充了文明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拓展了文明城市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从理论层面为利用政策工具完善我国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地区差异与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双重”理论视角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支撑。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战略环境应配理论检验了地区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用效果更突出,且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引导企业竞争性战略导向偏好实现高质量创新。此外,企业自身社会责任关注度和地区金融深化度分别与地区环境规制产生协同效应和竞争效应。研究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质量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更为政府因地制宜落实环境规制方案,提高制度约束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     

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在这一情境下显得更加重要。论文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影响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高污染企业创新投入都在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构建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呈非线性倒“U”型特征;数字经济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明显异质效应,说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不同影响模式;非国有、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在高分位点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最大,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因此,一方面制造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学习和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提升内部协同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应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度释放数据要素潜能。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研究——以贵州为例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仍然突出。基于新发展理念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构建了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法进行实证评价,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全面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水平特征。并以贵州为例,对工业经济高质量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提升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度的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深入，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在“263”专项行动等一系列措施的加持下，环境改善与监管、污染治理、制度法规跟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既为江苏省海洋经济在规模扩展、结构优化、产业发展跟进与空间布局优化、资金投入与科技创新、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态环境条件，又为江苏立足现有海洋产业发展条件，通过海洋生态产业化实现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发展能力评价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评价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能力水平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和问题诊断,可有效提升其发展能力和示范借鉴效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从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3个维度共选取30项指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2009—2019年该州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采用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对2009—2019年该州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能力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采用障碍度模型找出影响该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具体影响因子。评价结果表明：（1）该州发展能力综合水平呈上升趋势,生态文明状态不断提升。（2）该州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耦合协调度演变历程为“中度失调（2009—2015年）—基本协调（2016—2019年）”。（3）影响该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障碍因子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森林覆盖率、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万人拥有公交辆和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种植面积。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赋能视角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打造生态竞争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赋能小微企业实现绿色发展提升其生态竞争力必将带来深远影响。为更好研究数字化环境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受哪些因素影响,给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的培育提供一定的参考,在现有相关研究基础上,从小微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生产及文化层面出发,对数字化环境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确定权重;构建了五维数字化赋能视角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影响因素关系模型;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