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89~2011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较高,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较低;尽管如此,高收入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却比较小。第二,从代际收入弹性这20多年的变化趋势看,1997年达到峰值后,代际收入弹性缓慢下降,然而在2011年时,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反弹。第三,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子代职业类型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则在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政府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规范程度,努力打破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双轨制。     

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代际差异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江西调查样本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性别、家庭负担、打工是否压力大、总收入趋势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婚否、土地流转意愿、离职综合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有较大代际差异。     

中国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状况及流动性趋势研究

户籍制度松绑之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网络一直承担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资源及负载着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代际传递功能。对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转移的研究是探寻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探究核心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打破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相捆绑的富二代、农二代等身份给其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鉴于此,笔者基于CHNS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下一代的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骤降到骤升的变化态势。要进一步消除由于家庭宗族网络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应强化农村市场信贷机制及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家庭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等也能够参与分配,继续深化收入分配、遗产赠与及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特征及其效应

农民工群体家庭迁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两省外出务工农民工调查,发现家庭迁移农民工基本退出农业,在城市的工作和居留更稳定,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意愿强烈,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而不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倾向,是最可能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家庭式迁移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也导致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大量闲置浪费,这些农民工年老后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意愿更强烈,规避风险的途径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村,退出农业具有阶段性、短期性。政策上建立起家庭迁移农民工的规避风险替代机制,消除农民工对土地和农村的风险依赖,保障迁移农民流转中土地权益,促进承包权、宅基地流转扩大及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农民工家庭成员有序迁移与代际迁移分析——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

本文针对目前农民工家庭成员有序迁移和代际迁移交互影响的现象,基于山东省农民工家庭调研数据,立足研究家庭成员间有序迁移的时间间隔,实现农民工家庭有序迁移与代际迁移现象的分割研究,并探索影响有序迁移和代际迁移动态演进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家庭首个农民工迁移表现出与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宏观趋势和代际特征密切相关的三阶段特征;首个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不仅影响到自身迁移,还决定后续成员迁移的实现;农民工家庭处于生命周期前、中、后期时,家庭成员结构、年龄结构和支出结构均对迁移产生不同影响,也反映出第一、二代农民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内第一、二代成员迁移对成员有序迁移直至举家迁移所产生的影响。     

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研究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源源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问题给相关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严峻挑战。本文对长三角和深圳等地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工作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利他主义维度外,年龄对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成就感、舒适性、地位、安全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自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学历层次的农民工工作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利他主义外,学历对农民工的成就感、舒适性、地位、安全性和自主性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工龄段的农民工工作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地位和利他主义两个维度外,工龄与农民工的成就感、安全性显著负相关,而与舒适性、自主性显著正相关。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代际差异的视角

基于2009年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采用改进的M incer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因素,比较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因素和程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是否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性别和职业类型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成为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农民工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及异质性考察——基于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迁移对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解析并检验了农民工教育回报迁移效应的存在性和异质性,并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了选择偏差。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存在迁移效应。与本地农民工相比,外出农民工虽然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但却获得了更高的教育回报。第二,农民工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存在门槛值。只有达到一定的教育程度,农民工才能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第三,在剥离了城市层面的因素后,农民工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依然存在。在大城市,这一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的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以促进农民工教育回报的提升。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

实证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虽未摆脱农民工群体的总体特征,但与先辈相比,在就业、生活、素质和观念、要求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与特点.他们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离,人力资本潜力大、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外出半径扩大、视野更开阔;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累计外出时间延长;更自信,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强.我们应贯彻落实和不断完善有关政策,结合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特点和要求,分类指导,进一步改善其就业、生活环境和状况,更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对策分析

由于工资性收入偏低、社会保障缺失、土地分配不公等原因,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明显的贫困代际传承问题,这种传承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可以通过创新农民工就业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置换制度、统一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建立按居住地入学、升学制度、改革粮食价格体系,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行城乡配套的低保制度等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问题.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家庭休闲消费研究——基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家庭的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衡量休闲消费水平,并基于CFPS数据,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剖析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研究结果显示,与家庭成员无农民工的农村家庭相比,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对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而言,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都是存在的,家庭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收入的直接效应,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途径;就改变家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倾向而言,文化效应机制更加重要。本文指出,应当从提高农民工劳动收入和深化城市文化对农民工影响两方面着手,使农民工感受新型城镇化的成效,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     

基于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有效性研究

在经过多年的渐进式的、诱导式的制度变迁以及我国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希望在城里定居的背景环境下,本文认为在制度供给许可和农民工有着强烈需求的情况下,可从城市、农村、农民和政府等多个维度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迁移的有效性,使已经迁移出去的、目前采取"候鸟式"迁移的农民工适时市民化.这对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目的 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移就业问题一直被各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1—2021我国31个省（市、区,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空间面板数据,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莫兰检验验证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之后,再选取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3种空间矩阵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 （1） 发现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L—L、H—H集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显著;（2） 农民工转移就业与农村居民收入空间交互效应也显著;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 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实证研究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本文就对农民工经济收入进行分层的标准所使用的理论假设和对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的论述.     

从农民工流动性看养老保险转移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地区间流动的现象,因此其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养老保险区域统筹、不同地区政策不同以及养老金支付压力大等问题,给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造成了很大障碍。本文从农民工自身流动性特征和类型方面入手,分析其流动中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问题,探寻适合农民工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