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质量保护中农户的认知程度、行为决策响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深入分析耕地质量保护中农户的认知及其行为决策响应程度,揭示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为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和构建耕地质量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农户调查法、统计学分析法、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1)在耕地质量保护认知方面,大城市郊区农户的认知程度较高,但对于耕地质量保护前景预期较低;(2)在行为决策响应方面,农户已经开始在耕地质量保护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但仍需要相关部门的合理引导,总体行为决策响应得分不高;(3)对耕地质量保护政策认知与意愿是影响其行为决策响应主要方面,不同区域在影响因素和程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大城市郊区的农户,政府应该从改变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悲观预期、引导农户合理选择保护性耕作方式和鼓励土地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流转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     

不同耕地流向户的耕地保护认知与行为——基于云南省的实证

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关系到我国耕地可持续利用和粮食安全。本文通过农户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不同耕地流向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耕地流向户的耕地保护认知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与其行为基本吻合,但却并不完全一致。要真正做到耕地保护,不仅要增强农户的耕地保护意识和认知,还要督促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应综合采取耕地宣传、耕地流转、经济激励和行政限制相结合的措施。     

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从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外部效益供给的角度,运用意愿调查法探讨了宜昌市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保护当地耕地外部效益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03元,耕地外部效益年经济价值达1876万元;影响农户是否意愿支付的显著因素有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教育水平、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该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外部效益评估技术、推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等提供参考和启示。     

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以陕西省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价值感知—参与意愿—参与程度的逻辑,分析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以期为耕地质量保护相关政策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数据和双栏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愿意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56.4%,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支付意愿水平为1 157.4元/hm~(2 )·a;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的一般经济价值感知、一般生态价值感知和特殊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程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特殊社会价值感知能够显著促进其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同时,受访者的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有较强的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耕地经营意愿越强的农户,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概率越大;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地块数量越少的农户,其耕地质量保护参与程度越高。研究结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应在参与意愿与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进行识别,在帮助农户树立耕地感知体系的基础上,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应以提高耕地经济收益水平为前提,加强对农户关于耕地质量保护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对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农户要给予积极的情感反馈。     

资源禀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实证分析

农民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其行为是关系我国耕地保护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利用江西省21个村952户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调研数据,从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破碎度两方面验证了耕地资源禀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耕地越破碎,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越低,但随着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农户对耕地保护的意愿反而越弱,与理论上"物以稀为贵"的预期相背,说明耕地资源禀赋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户地耕地保护固有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条件才是目前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非市场价值及居民支付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南京市为例,研究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及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条件价值法,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南京市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04087.92万元,单价为20760.59元/hm2;（2）57.76%市民和60.32%的农民家庭愿意为耕地非市场价值付费,支付意愿分别为208.33元/户•a和120.26元/户•a;（3）家庭收支水平、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受家庭支付能力及其在耕地非市场价值方面受到教育的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并不高。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付费行为分析基于东江源水源地的农户调查

目的 分析水源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农户参与及付费行为。方法 文章运用单边界加支付卡式的改进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东江源水源地500户农户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户付费行为差异及关键因素。结果 （1）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样本农户同意进入付费情景的概率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但差距不大;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8.55元/（月·户）,接入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4.42元/（月·户）,采用农户分散处理模式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5.63元/（月·户）。（2）村集体的参与、农户对水环境的感知变量均对农户付费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在第一阶段中区县变量、河流水质变化的感知、河流水质变化与污水处理关系认知、是否是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覆盖村、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变量通过了显著检验,是影响受益农户是否同意付费的关键因素;在第二阶段中区县变量、本村生活污水处理治理成效满意度、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受益农户支付水平的关键因素。结论 应建立县级可持续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机制,明确污水处理设施管护责任主体,划分各主体职责,可探索推行受益农户适当缴费或出工等生活污水治理管护方式,提高农户自觉参与设施管护的积极性,加强农民对环境感知及认知教育,提升农户对水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耕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对比研究

［目的］农民耕地原子化程度不断加深,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不能适应农村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山东部分农村地区农户进行耕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对比分析,以促进农村地区耕地流转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以期加速农村地区市场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文章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 11个可测变量构建农户耕地转出和转入意愿模型,以山东省6个地区549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耕地流转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耕地转入和转出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且标准化路径系数都为正; 主观态度对耕地转入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负,对转出意愿的标准化系数为正; 11个可测变量分别对相应的潜在变量都有显著性影响。［结论］行为态度对农户耕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效果不同,转入耕地的农户主要从耕地固有价值出发,而转出耕地的农户主要从经济理性考虑; 主观规范中4个可观测变量对农户耕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具有一致性; 知觉行为控制中农户的契约意识对耕地转出重要性大于耕地转入。     

耕地保护中农户行为国内研究综述

研究目的:综述近年来国内有关耕地保护中的农户行为研究。研究方法:文献比较法。研究结果:从耕地与农户间的关系、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因素、影响因素驱动下的农户行为结果和激励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归纳与分析。研究结论:正视农户行为对耕地保护十分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必须认真对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农户及其行为。     

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再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根据农户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自然资本拥有量较多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较低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而拥有较多金融资本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较高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货币化补偿相比于其他补偿方式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激励更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补偿的意愿越强烈。     

农户耕地保护性投入意愿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是耕地保护的关键主体,如何充分调动农户耕地保护性投入的积极性,对耕地质量的保护至关重要。本文以江西省952户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从劳动力、耕地经济效益、耕地资源禀赋三方面对农户耕地保护性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务农劳动力数量、年龄、性别,耕地年均收入以及人均耕地规模和耕地破碎度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性投入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户环境友好型耕地保护技术的采纳意愿与行为响应 ——基于江西省1 092户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的实证

研究目的：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剖析农户环境友好型耕地保护技术的采纳意愿与行为响应规律,为推广环境友好型耕地保护技术、提升耕地质量保护效果提供政策参考。研究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方面变量均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影响效应从大到小排序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2）农户的生态理性、邻里之间的交流和示范、有效的技术培训和咨询指导服务都能更好地提升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意向。研究结论：（1）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农户的生态意识;（2）注重推广示范,发挥农户邻里之间的技术传播作用;（3）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增强农户应用环境友好型耕地保护技术的能力。     

基于兼业分化视角的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受偿意愿分析——以浙江省嘉善县为例

研究目的:利用浙江省嘉善县428户农户调查数据,从兼业分化视角分析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参与意愿和最低受偿金额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完善中国的耕地轮作休耕模式提供参考。研究方法:CVM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参与意愿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升高:纯农户、Ⅰ兼农户与Ⅱ兼农户相应比例分别为30.00%、77.69%和78.90%;(2)同意参与农户中平均最低受偿金额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升高:纯农户、Ⅰ兼农户与Ⅱ兼农户平均最低受偿金额分别为975.00元/亩·年、1041.58元/亩·年和1107.56元/亩·年;(3)回归结果显示,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轮作休耕参与意愿和最低受偿金额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4)在控制变量中,耕地块数、转包出面积、农地政策满意度、城市生活价值判断和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接受对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耕地面积、转包入面积、农地政策满意度和城市生活价值判断对最低受偿金额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农户受偿意愿是影响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推行的重要因素,区分并尊重不同农户的偏好,提升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是耕地轮作休耕政策可持续性的关键。     

基于CVM不同支付方式的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及其差异性分析

[目的]支付方式的科学设置对CVM在耕地保护外部性评估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CVM不同支付方式视角,以焦作市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为例,剖析不同支付方式的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的差异性。[方法]采用支付卡式CVM。[结果](1)"出钱"、"义务劳动"、"出钱和义务劳动"不同支付方式下的年户均耕地保护支付意愿(WTP)差异性是产生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差异的根本原因;(2)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文化程度、与耕地的关联程度、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程度、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劳动力成本及农产品成本收益等是造成不同支付方式的城镇居民和农户耕地保护WTP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通过与基于单边界二分式的焦作市耕地保护居民WTP测度结果对比表明,在科学设置支付区间和假想市场情景、合理进行假想偏差规避下,基于支付卡式综合计算整理的"出钱和义务劳动"方式的居民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和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研究最终选取"出钱和义务劳动"方式下的1 624.9元/(hm~2·年)作为焦作市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该结果可作为现实条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理论参考依据。     

种植规模与细碎化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以蔬菜种植中农药、化肥施用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种植规模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以及耕地细碎化如何调节种植规模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以期在“大国小农”的现实语境下为中国耕地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与经验参考。研究方法：贝叶斯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基于遗传算法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斜率分析。研究结果：（1）种植规模扩大促进了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2）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小农户保护耕地质量;（3）种植规模扩大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因耕地细碎化的存在而弱化。研究结论：合理推进农村土地互换、有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在实现小农户进城与返乡“进可攻、退可守”的同时,促进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农户参与耕地休耕行为研究进展与展望

农户是耕地休耕的直接主体,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研究也是耕地保护研究领域热点之一。文章从农户参与耕地休耕行为过程、行为影响因素体系和行为分析框架三方面综合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1)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的逻辑主要遵循“认知判断—意向选择—行为响应”的路径范式。国内集中于农户意愿研究,国外研究相对全面,但国内外均缺乏动态视角下的农户行为过程深度探析。(2)国内研究主要针对普通农户展开,对规模经营农户和其他行为主体缺乏关注。(3)国内研究主要围绕农户特征和耕地特征分析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路径不清晰;国外对社会生态系统背景、休耕政策规则等变量考察更具体。(4)农户休耕行为相关的研究与现有理论缺少对话,理论成果薄弱。基于此,文章初步构建了农户休耕行为分析框架,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加强基于动态视角的农户休耕行为过程研究、规模经营农户休耕行为及不同主体互动研究、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的不同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农户参与休耕行为的综合交叉研究等建议。     

基于公众参与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研究  ———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忽略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文章通过对浙江省温岭市694户居民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从耕地资源功能和环境资源价值两个角度,分析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程度;从耕地资源破坏、耕地保护责任与目的、耕地补偿标准等方面,分析公众对耕地资源现状及其保护的认知程度。研究表明,公众的耕地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知仍存在不足和误区;城市居民的认知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通过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职业和是否参加过环保活动是影响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强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宣传力度和环保教育是提高公众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程度的首要任务。此外,还应通过完善耕地补偿机制,对农民的耕地保护行为进行补贴等方式来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 及其影响因素 ——以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多项Logit模型。研究结果：（1）样本区域农户具有较高的受偿意愿,96.67%的农户愿意接受人为活动限制补偿,75.78%的农户倾向于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2）寻乌县、安远县、郧阳区和房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分别为2 988.02~3 164.53元/（户·年）、2 473.25~2 560.41元/（户·年）、1 884.07~1 917.27元/（户·年）和1 391.41~1 426.34元/（户·年）;（3）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低、家庭支出较低、劳动力数量较少、林地面积较大、政策熟知程度较低、政策作用感知较强、政策支持程度较低、政策公平感知较差以及所在地区为寻乌县和安远县的农户选择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的概率更大。研究结论：加快建立基于农户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按受影响程度计算的补偿标准以及充分重视补偿标准的差别化,是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政策的重要途径。     

政府规制、社会规范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基于吉林省黑土区的调查数据

在黑土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笔者利用吉林省黑土区68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实施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群体差异性。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实施。第二,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交互影响,二者之间呈现一定的互补效应。第三,农户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等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弱化趋势。因此在推行耕地质量保护的过程中,强化政府规制的刚性作用、重视社会规范的软约束力、把握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的双重作用以及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别化政策等对推进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不同地区农户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意愿,并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农户调查、计量模型分析。研究结果：农户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意愿相对较低,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对补偿标准的要求要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在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诸因素中,地区差异、农户受教育水平及农户对征地的意愿发挥着比较显著的作用。研究结论：本研究为推进和落实农户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