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差异化的视角

“双碳”目标背景下，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是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村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与农业生态效率空间自相关性，并构建面板空间门槛模型综合考察不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下绿色金融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是绿色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生态效率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考虑空间因素后，绿色金融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农村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绿色金融发展与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门槛关系，为有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文章使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各分维度指标的门槛效应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数字化程度指标存在“倒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支付指标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而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其他分维度指标存在“倒V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存在“左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维度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倒右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

基于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影响机理的分析,利用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整体水平不高,呈现东高中西低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大体成正相关关系,当高质量就业水平较高时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是促进的,而当高质量就业水平较低时则会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高质量就业影响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数字金融发挥了调节作用,即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各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水平促进了自主创新发展;高质量就业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着数字金融的双重门槛,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对高质量就业促进自主创新发展的调节作用更有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高质量就业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仅在东、西部地区显著.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效应和普惠效应,既有助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居民消费,也有利于满足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需求。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虑政府和企业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推动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变化态势呈现倒“U”型,其中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内在机制存在着“数字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增加、企业家精神提高→居民消费提质增效”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且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收敛性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农民收入并对农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农民增收和收入差距的双重视角,考查数字金融的非线性门槛增收效应及对农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收敛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即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相应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递增;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β条件收敛特征,且数字金融加剧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农民收入差距。论文为数字金融与农民增收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优化数字金融助力农民增收、缓解农民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金融能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我国27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涵盖经济实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2011—2018年我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数字金融从多个维度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被解释变量后依然稳健.具体而言: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说明,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城市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较好的一、二线城市,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明显;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字金融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虽然其覆盖广度能够促进周围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却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工具。本文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从空间角度出发,绿色金融不仅能推动本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对邻近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此作用在经济关联下表现更强。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出口质量攀升的视角

推动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综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出口质量攀升,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门槛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具有非连续性,其影响依赖于数字经济自身的累积水平,并且其效应随突破点的变化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本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首先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调节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模型解析数字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利用降低融资约束和推动技术创新两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更高、市场化程度更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促进作用更突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时间以及地区的异质性，在2016年十三五规划颁布后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促进作用更明显。其次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

本文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效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结构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其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南疆地区、东疆地区、北疆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县域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改变样本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差异,随着碳排放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移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V型”变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拓展、使用深度的增加、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碳减排的机制。为此,应纵深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只是线性关系?

本文首先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接着基于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金融发展的门槛值为3.295,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跨越门槛值,仍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区间,目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扩大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