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公司“摘帽”行为中盈余管理的识别——基于Benford法则计算FSD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的ST公司为样本,基于Benford法则,计算ST公司被特别处理之前三年至“摘帽”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财务报表偏离度,以推断上市公司是否为了“摘帽”进行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基于Benford法则计算FSD值的方法可以识别出ST公司在“摘帽”行为中进行了盈余管理;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看,T+1与T年间偏离和差异显著,可认为是避免连续亏损进行了盈余管理;从整体看,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差异比利润表中的差异更显著,可以认为ST公司主要进行的是真实盈余管理,加大了监管机构发现问题的难度。     

盈余管理方式对ST类上市公司"摘星摘帽"的影响——基于退市制度变更的分析视角

以我国退市制度变更为分析视角,考察了退市制度变更背景下不同时期各类盈余管理方式对ST类上市公司"摘星摘帽"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退市标准制度下,自"戴星戴帽"至"摘星摘帽"期间,同真实盈余管理相比,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偏向于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实现"摘星摘帽".多元化退市标准制度下,自"戴星戴帽"至"摘星摘帽"期间,同应计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相比,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偏向于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实现"摘星摘帽".结论 表明,退市制度变更对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实现"摘星摘帽"产生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也诱导了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转向隐蔽性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方式对ST类上市公司"摘星摘帽"的影响——基于退市制度变更的分析视角

以我国退市制度变更为分析视角,考察了退市制度变更背景下不同时期各类盈余管理方式对ST类上市公司"摘星摘帽"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退市标准制度下,自"戴星戴帽"至"摘星摘帽"期间,同真实盈余管理相比,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偏向于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实现"摘星摘帽".多元化退市标准制度下,自"戴星戴帽"至"摘星摘帽"期间,同应计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相比,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偏向于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实现"摘星摘帽".结论 表明,退市制度变更对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实现"摘星摘帽"产生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也诱导了ST类上市公司管理层转向隐蔽性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及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ST嘉陵摘帽为例

盈余管理在上市公司摘帽过程中,可谓是一只无形的手,涉及到公司相关各方的利益.以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为例,其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顺利摘帽,但对经营、偿债、发展能力造成了一定影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力度,企业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方针政策,提升运行质量和效率.     

ST公司盈余管理研究——以ST百花为例

在现行国内会计准则和撤销退市制度的环境下,我国很多ST企业为了保住上市资格,在关键年份都或多或少地会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使报表扭亏为盈。文章以ST百花摘帽过程为例,揭示了企业利用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并提出相关的治理建议。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内外会计学界广泛研究的热门课题。PaulM．Hyaly和JamesM．Wahlen认为盈余管理是“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很复杂，我国企业或上市公司在IPO、配股、避免摘牌时有着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着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并出现了滥用盈余管理的作法。     

基于新会计准则的政府补助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4-2008年上市公司为对象,通过统计方法对新政府补助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利用政府补助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在遇到上市危机时,就会主动寻求政府会主动伸出支援之手;在新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利用政府补助实现摘星、摘帽的现象仍然存在。这说明新准则对于限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遏制地方政府操作上市公司盈余、影响证劵市场法规运行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收益均衡假设的演变看盈余管理

收益均衡的概念国外在20世纪50年代已提出。由于收益均衡的主要对象是企业的盈余，收益均衡逐渐被盈余管理取代。但从收益均衡假设的演变过程看，盈余管理只是它的一个衍生品。近年来由于中国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现象泛滥，“盈余管理”一词成为了国人议论的焦点。正是由于盈余管理“耀眼”的光芒．这个名词自从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忽视了它的前身——收益均衡。     

盈余管理的是与非

长期以来“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会计学界争论较多的话题，学术界对盈余管理有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和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把“盈余管理”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盈余管理活动是欺诈性行为（Goel＆Thakor，2003），它使得财务报表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表现，从而损害财务报表的可信度；盈余管理旨在欺骗误导报表使用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动（Brown，1999）。     

资本市场开放与盈余管理——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视角

近年来，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次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视角，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不同属性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与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地，在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样本中，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升了操控性应计质量；在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样本中，资本市场开放对操控性应计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监督机制和改善公司信息环境机制抑制盈余管理，而提高公司面临的投资者诉讼风险这一机制则未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财务负责人“旋转门”现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财务负责人的“旋转门”现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存在财务负责人“旋转门”现象的上市公司减少了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同时显著提升了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盈余管理行为趋于隐蔽化。当“旋转门”中的财务负责人曾担任过本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隐蔽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旋转门”现象并不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选取配对样本后,主要结论仍然成立。结论表明,财务负责人的“旋转门”现象会显著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必要引起会计师事务所、外部投资者和相关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于盈余管理"度"的研究及思路

盈余管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其研究观点比较混乱,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理论研究的展开,也会导致实务工作和政府监管方面的困扰。本文分析了盈余管理的性质,将盈余管理界定为“狭义盈余管理”,并给出了相应的理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盈余管理“度”的概念,分析了“度”的研究价值,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度”,并有效指导企业行为和政府监管,提出了详细的研究框架．     

我国微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偏好研究

盈余管理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它的存在与会计准则、市场效率、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外部监督密切相关。文章以2009—2013年度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微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建立盈余管理方式偏好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制造业微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及方式选择。研究显示：真实盈余管理是制造业微利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但应计利润盈余管理也未退出“历史舞台”,仍辅助真实盈余管理共同实现企业的“管理目标”;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下,费用操控对盈余的影响最大,而销售操控对盈余的影响最小。最后,对规范微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提出适当的对策建议。     

试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审计对策

盈余管理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是一个有近２０年历史的研究话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会计学者斯考特（Scott）和凯瑟琳·雪普（KatherineSchiPper）的研究。斯考特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的管理当局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雪普认为盈余管理是一种“披露管理”，是企业的管理当局有目的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不论是斯考特还是雪普都认可了盈余管理的目的性，这一目的性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     

论盈余管理

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自身利益或（和）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rine 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结合理论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和笔的理解，笔认为：1盈余管理的主体划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用的披露由他们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谥 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3．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4，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最大化主体自身利益的行为。     

盈余管理强化审计费用粘性了吗？

以我国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向下粘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费用粘性具有不同作用：应计盈余管理强化了审计费用粘性,随着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审计费用的变动呈现出更强的“易涨难跌”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对于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都非常显著;真实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粘性没有影响;盈余平滑会弱化审计费用的向下粘性,盈余平滑程度越高,审计费用的粘性越差。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的IPO公司“变脸”分析

目前深沪A股IPO一些新股出现了较严重的业绩“变脸”现象，结果发现，除了各公司存在的选取2007年下半年IPO中“变脸”的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适当的识别模型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分析，一些特殊因素，普遍与其IPO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着因果关联。本文提出了对防治IPO公司“变脸”现象的对策。     

上市公司“戴帽”原因分析及对策——以ST西发为例

ST西发自二○一九年“戴帽”以后尚未成功“摘帽”,基于此,本文在SWOT分析框架下,从企业内部优劣势以及外部机会与威胁对ST西发整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探究其持续“戴帽”的原因。经研究发现,其“戴帽”的内部原因包括：大股东、管理层频繁更换,高端人才匮乏,缺乏线上销售渠道,资本运作能力差,内部控制管理失当等问题。影响其后续“摘帽”的外部因素包括：行业竞争激烈、疫情影响销售收入、直播线上带货冲击传统销售模式等。本文以ST西发为例,为“戴帽”西藏上市公司提供了对策建议,以期帮助其降低经营风险,早日“摘帽”。     

文化迎合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海外或H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紧密松散”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两个文化维度,研究了上市地文化对中国海外或H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紧密型文化”抑制应计盈余管理而促进真实盈余管理,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增加应计盈余管理而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证实了文化迎合现象的存在;（2）当上市地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差异较大时,这种文化迎合行为更为显著;（3）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地文化对中国海外或H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作用逐步减弱。从文化迎合视角讨论了某类文化对起源于不同文化的公司行为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为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应对异国或异地文化差异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经验证据。     

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3—2009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及于其拥有连锁高管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中是否具有传染效应。研究表明，财务重述公司处于“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同时还发现，在与重述企业连锁的非重述企业的连锁高管网络容易被“污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良会计行为更容易在连锁高管网络间传播；当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时，会提高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l彳亍传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