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PVAR与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9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和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存在抑制作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3）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间存在负向抑制的“U型”关系;（4）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即存在由弱到强的非线性关系。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消费升级。然而，这一显著变化是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呢？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消费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调节。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提倡青年群体理性消费，积极参与创业创造；统筹协调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服务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揭示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直接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路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可以基于地理和经济联系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立系统化的长期性政策保障体系,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与机制

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是引导其专精特新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企业转型和升级两个层面出发，选取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影响中小企业转型与升级，并从融资约束和企业经营风险两个角度分析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地位，实现企业升级，但没有促使中小企业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和所属产业。从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供应链金融模式，使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充足、安全的资金和更全面的交易数据。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了融资约束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加快了升级进程。相比国有中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升级的效果更强；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与东部地区企业相比，升级进程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深。     

数字普惠金融对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掀起了全民创业的浪潮，众创空间作为新时代服务大众的创新创业平台发展迅速。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指标衡量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计算众创空间发展水平，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众创空间的发展，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众创空间发展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众创空间发展。     

空间外溢视域下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1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本市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三大机制城镇居民收入、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支付便利性,均通过实证检验,且三大机制传导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提升资本市场的股价信息含量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新兴业态，对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上市企业样本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股价非同步性，提升股价信息含量，且该作用对于小规模企业、所在地的传统金融禀赋基础较好和传统普惠金融发展较好的企业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以及信息透明度来提升股价信息含量。以未来盈余反应系数衡量股价信息含量和采取工具变量法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此，应继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推动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协同发展，同时也不能忽略数字金融的潜在风险。     

“双循环”下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机理、现状与路径

新发展阶段如何有效发挥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消费金融通过总量提升效应、品质升级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内部联动效应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并通过内外联动效应促进国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目前,消费金融在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触达能力不足、产品和服务缺乏差异性、消费者权益保障不足、风险控制能力有限、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未来,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深耕下沉市场、重视“新消费”趋势、践行“行业监管+机构自律+消费者自我保护”原则、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创新经济政策等提升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效率,以促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贸易边际及结构的影响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贸易边际及结构的影响。研究方法：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于贸易的影响,提出普惠制金融发展不仅会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方面影响贸易的规模,而且会因为行业间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异而影响贸易的结构。然后,运用我国10个省份15个制造行业2004~2013年的数据,检验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地区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出口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普惠金融对于出口的影响在行业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总体来说,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出口呈现出较多正向影响,而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的行业,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出口越多呈现出较多负向影响。研究创新：理论上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边际的关系,并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价值：对于促进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和贸易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促进了金融服务的有效融合。经过数年的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已成为我国高度重视的热点,并列入国家战略之中。但是,纵观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仍然存部分不足。本文将探讨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分析有效应对相关问题的对策,以期促进农村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马太效应抑或长尾效应？

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视角,运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性特征,表现为“马太效应”—“长尾效应”的转变,该结论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门槛效应在分区域层面集中体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层面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步伐,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科技发展对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研究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迅猛,对居民收入有着不同的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我国各省区市2011—2020年数字金融发展和居民收入的相关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探讨金融科技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其发展对我国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提高居民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21年我国农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农业企业实行多元化经营策略;传导路径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小企业、低年龄企业、成长期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企业多元化经营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应着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

本文运用我国与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3～2020年的金融合作面板数据，首先采用OLS回归模型检验金融合作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然后根据金融合作程度进行国别分组，进一步检验溢出效应异质性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合作的确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两个渠道产生促进作用，且异质性显著，主要表现为高金融合作程度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低金融合作程度国家。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与东道国间的金融合作存在国别迁徙现象，表现为向下迁徙和向上迁徙两种情况。我国应根据异质性开展差异化金融合作，以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增长。     

基于“互联网+”视域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互联网+”视域下的普惠金融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形态，它极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途径，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受益。然而，在新时期的网络环境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普遍面临着“互联网+”基础薄弱、公众意识程度低、产品结构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信贷评估体系低效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归纳分析了“互联网+”视域下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探究了其发展路径，以期提供借鉴和参考。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商业健康保险对促进消费升级、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深度剖析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消费层次的影响。基于此背景，采用2017、2019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结构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对发展和享受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从城乡、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的家庭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健康保险主要促进城市高收入以及中西部家庭消费，但是并没有降低预防性储蓄率。因此，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带动内需，还可以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降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吗

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城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城市银行业多样性和降低企业的投融资错配程度对债务融资成本形成显著的中介因子效应。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融资负担提供了政策制定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