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对企业投资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的发展状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其次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选取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变量进行传导机制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管理部门应当通过积极改革为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氛围,企业应当积极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应当重视在数字化转型中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CEO绿色经历、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金融错配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2011—2022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金融错配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降低金融错配,进而促进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数字金融对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仅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Stata 17.0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成长性的提升,且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成长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据此,本文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献,从而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区位导向性政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6—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分析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主要通过“财政支持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两条渠道来实现；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所在地区域财政资源更丰富、区域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试验区政策与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并具有正向扩散效应，可带动周边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

当前数字化变革日益成为实体企业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短贷长投”的程度，证实了“决策优化假说”。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自身融资能力较弱、外部融资环境较差、公司治理相对薄弱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明显。文章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为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找到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中，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必选题”，对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和声誉效应促进其可持续增长。因此，政府应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引导中国企业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迈进，以企业可持续增长带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实施数字化转型对其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的工资上升而管理层的薪酬没有显著变化是上述影响的主要原因。上述结论在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保持稳健。本文从技术冲击的角度拓展了有关内部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机制,为推进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完善收入分配安排提供了决策建议,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和绿色管理创新绩效,并且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是二者之间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企与非国企、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对绿色创新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在国企与非一线城市中,绿色管理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在一线城市中,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

本文基于2009～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识别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增加、专利产出数量增加和本地市场效应扩大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数字化转型对交易成本高的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推进产品创新和产业模式变革，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进行研发创新，打造数字化终端体系，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环境执法监督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吗？

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事件出发，以合法性理论和震慑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即与未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促进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被环保约谈的下一年。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渠道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保处罚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执法监督的长期经济后果，为完善中国生态环境督察体系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在内外双循环发展背景下,我国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全球价值链竞争新优势.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影响机制路径.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带来企业内...     

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CEO认知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其作用环境以及作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CEO任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拥有海外经历、金融背景和政治关联的CEO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且上述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分样本讨论作用环境后发现，在不同的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二者关系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CEO认知特征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路径与成效分析

我国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增长，进一步促使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重大变革的过程，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文章提出了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并在组织变革理论指导下，总结了组织适配的三阶段路径即试点期、拓展期和整合期，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从国家战略、产业布局、企业运营三个层次提出传统企业数字转型的对策建议。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摆脱发展瓶颈、驱动其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年报，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企业绩效。具体路径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创新、增效率、提质量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被广泛认为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但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影响及影响过程研究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基于组合技术演化理论(CTE),结合湖北省制造业企业的259份样本数据,从装备数字化、价值链数字化和组织IT能力三个方面实证研究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装备数字化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价值链数字化及组织IT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削弱了群体间消费分化吗？

缓解消费分化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库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群体间消费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削弱群体间消费分化，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缩小消费能力差距和消费意识差距进而削弱群体间消费分化。（3）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和智慧城市建设明显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群体间消费分化的削弱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技术定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东部和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增加研发支出四个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探索和识别激发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外部条件,为加速形成数字化转型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海外投资：事实考察与机理分析

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传统视角考察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新视角探讨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并基于上市企业2000—2020年数字化转型强度和OFDI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OFDI增长，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OFDI的两个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及弱政企关系的企业受益更大，位于金融科技环境和市场环境较弱地区的企业受益也更明显。这一系列结论说明数字化转型不仅弥补企业在OFDI中的部分劣势，还助力企业突破地区发展环境的限制。本文为探寻企业海外投资新契机给予新的思路，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提供相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