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企业内知识分享行为研究

利用社会认知理论建立知识分享的概念模型,分析了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认为环境因素中的组织文化和领导者行为,个体因素中的自我效能、结果期望以及对结果和行为的自我评价,都将影响知识分享行为,而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因素。建立适合知识分享的环境和提高员工自我效能,是促进知识分享行为的关键。     

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公共政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成为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国家转型的依赖工具、手段和路径。政策的后果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来源。在推进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识别风险源。文章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政策缝隙"概念,用来理解社会不稳定的来源。政策缝隙体现在对实质性利益调整或再分配的过程中,政策文本出现了时间、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一致现象,而政策不一致即成为风险源。在评估出风险源基础上,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是以科学和民主的方式来制定精细化方案弥补政策缝隙。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文章首先强调了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研究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性,然后论证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紧接着从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领域的拓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主体的扩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等方面探讨了生态文明视域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文章认为,只有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才能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良性互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股权众筹融资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并结合现有众筹融资绩效的研究成果,构建股权众筹出资行为理论模型,分别探讨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股权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认为环境因素中的融资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项目信息以及领投人特征,个体因素中的风险控制认知、价值认知,都将影响投资者出资行为,从而影响融资绩效.     

“羊群行为”的理性视角——社会学习理论综述

羊群行为通常被认为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从社会学习角度看,我们发现即使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个体也会陷入到"非理性"的羊群中去。因此,社会学习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羊群行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文章首先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为例,从社会学习理论经典模型出发对理性羊群行为的产生做出解释,然后介绍影响理性羊群行为的因素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发展,最后指出社会学习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个体在社会资本涉取中的行为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是能够给拥有者带来一定利益的一种资本。受获利目的、机会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中个体涉取社会资本的行为会直接而主观地影响到企业社会资本并进而影响企业的效率。文章在简要阐释了个体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基本涵义及特性的基础上．分析了个体涉取社会资本行为对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规范个体涉取社会资本行为以提高企业效率的措施．     

社会演化中的自稳定、不稳定与临界稳定机制——发展中的自我强化路径与国家富裕

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长期发展并最终实现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却始终陷入"发展—衰退"的陷阱?这是长期困扰经济和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问题。已有的研究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探索。然而,现有研究大都试图在某些具体的要素与国家发展之间建立联系,而忽略了国家发展本身的状态。文章认为,社会演化中存在着明显的稳定、不稳定与临界稳定的状态和演化机制。并且这一机制本身与形式上的国家制度无关。只有在一定社会边界条件实现的情况下,内生性地形成自我强化和稳定的社会状态,并进入到能够推动持续发展的自稳定演化路径中,这一社会才能够实现持续的国家富裕和社会稳定。而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无法进入到自稳定路径中,即便在临界稳定条件下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发展,一旦临界条件变化,社会就会回到不稳定状态并导致大范围的衰退。因此,国家真正富裕和发展的关键是形成自稳定的社会状态并进入到不可逆的自稳定发展路径中去。     

建立覆盖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思考与对策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文章以石嘴山市为例,对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关对策。     

善治视角下的国家审计职能定位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审计理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其必须以多种相关学科作为理论基础,而国家审计首先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才会有相应的经济性、社会性。基于国家治理的政治色彩,以"善治"为视角对国家审计理论进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岸农村社会治理比较:台湾经验借鉴

基于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其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岸农村社会治理的不同,特别是台湾农村社会以农会为主要载体,与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增强了政府农村发展的政策效能的治理模式,对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呈现多中心治理困境,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以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一经营功能缺失。借鉴台湾农村社会治理经验,以农民的再组织化为主导——构建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实现农村社会的自主和民主治理从而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农村治理体系。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或"发展目标"。从"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涉及的是"阶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公共服务"将成为基本职能。而只有当"国家"向"社会"转变或交出部分"公共权力"时,社会组织才具有参与"社会管理"或"公共服务"的条件,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影响

由于不同国家制度的差异性,西方主流的委托代理理论不能完全对转型经济下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解释,而基于关系和网络视角的公司治理理论则是对委托代理理论下公司治理理论的有效补充。董事会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除了传统的考察董事会成员的人力资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将董事会社会资本纳入到公司治理中来。而目前关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单一,缺乏整合的框架来揭示董事会社会资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文章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董事会社会资本进行界定和分类,并构建一个包含不同类型的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于公司治理影响的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视野中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意识是公民涉及一切公民行为时的稳定心理特征。在社会治理中公民意识有助于形成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有助于解决社会居住矛盾。而培育社会认同感与归属感,发挥社会公共精英的作用,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培育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全球治理构架

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其社会责任治理超越了国家中心范式,需要进行全球治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全球治理框架建立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国家政府和政府性国际组织等主体之上,通过组建"超权威"国际社会责任组织来进行全球统一治理。     

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

本文利用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激励强度(治理因素)与绩效困境(环境因素)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家族企业对其代理人实行强激励政策时,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倾向减弱;当企业绩效不佳时,家族委托人具有减少社会责任承担的意愿,而受到强激励的企业代理人却试图增加承担社会责任。上述结论拓展了对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内部机理的认识,并验证了多目标情境下家族企业代理人以调整社会责任承担为手段的自利投机行为。     

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社会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 ,社会公共财富的整体的急剧增长和个体财富的不均衡增长成为影响个体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发生较大变化 ,原有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受到冲击 ,个体的权利意识空前增长 ,同时个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发生嬗变。一、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现状———整体缺失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 ,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仍在变化之中。评价当前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状况 ,不排除有一些典型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存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公民社会责任意识出现了整体缺失状态。所谓整体缺失就不是个别的特殊的现象 ,而是普遍的现象 ,社会大多数的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整体较为淡薄 ,在社会角色责任方面和公共责任方面不同程度地出现对责任的认识不清 ,承担责任的主动性、自觉性不高 ,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责任 ,忽视社会成就、社会责任的现象。(一 )当前我国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整体缺失主要表现一是责任淡漠 ,公民对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了解 ,这一方面是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解构 ,而新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建立时对社会责任的规定出现...     

“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

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在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失灵和新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困境: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信任,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稳定。因此,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内涵是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平,而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利益调节机制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要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其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调适促成强大的利益整合能力、再分配能力与市场规制能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利益调节机制。当前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聚焦,其意义绝不仅在于一系列浮在表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整个改革和发展路径的重大变化,即在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的同时,必须更关注解决生产力发展标准问题,在市场化改革中"将社会带回来",以此促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让国家回归社会。     

不平等来源、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不平等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会导致社会分化，影响社会关系。本文在实验室中构造了四种典型的收入不平等来源：风险选择、自然运气、个人努力和竞争机制。以此为背景，本文研究了个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来源对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分别有着怎样不同的影响，并尝试从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心理的角度对这一影响的机理进行解释。本文的主要发现是：自我财富水平并不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但自我财富相比他人财富越多，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他人财富相比自我财富越多，反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各类不平等来源可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优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亲社会行为，劣势不平等厌恶能够影响反社会行为。     

社会信用机制对国际战略联盟行为影响的演化博弈分析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国际战略联盟行为的演化进行研究,着重考虑从缺乏社会信用机制到社会信用不断完善的过程,使联盟行为如何走出"囚徒困境,"最后联盟双方的守诺策略成为系统的进化稳定策略。     

产业集群治理:一个基于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的视角

治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治理的形式一般有企业治理、区域治理等。产业集群治理的提出与多重背景有关: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产业集群系统的复杂性和产业集群组织失灵的存在。产业集群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来进行,而内部治理主要是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文章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集群治理结构的关系,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探求产业集群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