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公共组织变革的动因及趋势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后来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公共组织形式,理性官僚制得到广泛采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僚制理论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而从组织特征及其内部作用变化方面,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学习型组织将是组织发展的方向。     

官僚制研究综述

从目前研究的主导性的成果看,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制的弊端。二是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西方的公共行政改革说明＂官僚制精神＂没有过时。三是官僚制的修正趋向;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化的一种纠正。对官僚制上述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这对于强化和推进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共服务链:一个政府购买服务的分析框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现实困境来自于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高度复杂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文章将"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内涵界定为"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公共服务链不仅是公共服务的供给链,也是公共服务的能力链、资源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它有利于在既定财政预算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公共服务链扬弃了传统官僚制线性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下的运作框架,是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发生器",是一种全新的破解政府购买服务现实困境的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基于税费改革视点下的乡镇政府去向思考

从税费改革前扎根于乡村社会的"汲取型政权"、到后税费时期政权空壳化的"悬浮型政权"、再到由单位制过渡到项目制的"协调性政权",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为了找寻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不断根据中央政策的变更调适自身。但如此庞大的乡镇政府毕竟是过多消耗了国家财政,其家常便饭似的借贷、以"项目"为依托的晋升等等,终归是不适应我国的发展。合并乡镇、强化村民自治、并将其推向社会,这三步缺一不可,逐步将乡镇从基层政权打造成社区,不仅能发挥乡镇原有的功能,也能消解乡镇政权的官僚弊端。     

“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

马克斯·韦伯在支配社会学框架下对中国的思考,是影响其有关中国法律之表述的关键因素.在其支配社会学理论建构中,“家产官僚制”由于混合了家产制与官僚制两种支配因素,所以是一种非理性支配与合理性支配间的混杂或中间状态,该支配下的司法与行政因而并不体现为完全的恣意和擅断.然而,韦伯对于世界历史之不断合理化的设想,诱使其将中国置于合理化进程的最初阶段,而将现代欧美世界置于其终点.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韦伯有意无意间忽略帝制中国“家产官僚制”中官僚制的面向,且刻意放大其家产制面向,从而使其笔下的“中国法”呈现为一幅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画面.有必要强调的是,在其部分论断的局限得以澄清之后,韦伯的一系列概念和洞见仍将有益于未来学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信息时代条件下的企业组织变革研究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提出了诸多挑战，迫使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发生变革。本文在简述传统官僚制组织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信息时代条件下传统官僚制组织面临的挑战，从企业组织性质的三个方面(即设定目标、坚持整合、区分权利和责任)对组织变革进行了剖析，总结了信息时代条件下企业组织变革的趋势，最后提出了对企业组织设计的一些启示。     

经济人假设与官僚的行动逻辑——安东尼·唐斯的官僚制理论简析

经济人假设是安东尼·唐斯官僚制理论的前提基础.他认为官僚与普通人一样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此基础上他对官僚进行了分类,并对每一类官僚的行动逻辑进行了立体式的深入剖析.     

官僚制结构与皇权的抉择——以清末丙午官制改革为例

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是帝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在清末丙午官制改革中,面对中央、地方官僚体制的分权举动,为什么皇权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在中央官制改革中,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推行责任内阁制,将官僚体制中的不同群体联结起来,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对集团.反对集团提供的信息塑造了慈禧太后的认知和决策,责任内阁制流产.在地方官制改革中,作为决策成员的各省督抚将军形成一个松散关联的结构,督抚们依据地方利益来传递信息,形成了分异的信息流,限制了慈禧太后的任意专断权,使地方官制改革被搁置.虽然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专断权,但皇权对官僚体制分权意图的具体回应却因决策情境中网络结构的特征差异而有所不同.     

专题:国家治理

周雪光如果说历史上的"三明治"结构使得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无力,但也因此缓和了国家与社会的直接冲突,那么今天由于官僚体制强有力的中间连接,国家不得不直接面对充满紧张的社会,其合法性基础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此,官僚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一把双刃剑。     

现代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与弊端

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任何技术的工具都决不会没有局限"。那么,按照工具理性主义建构起来的现代政府的行政体制,即现代官僚制,作为现代国家管理的强大政治工具,在保有工具理性主义优势的同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相应的问题和缺陷。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政府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建构与完善现代政府官僚体制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工具理性主义设计的正面价值,而且应防范其制度缺陷和不足的危害。这对于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政府管理体制,实现社会民主与公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丑闻使日本官僚职业失去诱惑力

近百年来,官僚职业一直是日本莘宰学子梦寐以求的饭碗。许多出类拔萃的大学生们都将官僚生涯视为自己的首选目标,并引以为自豪。然而,由于近年来日本政坛丑闻迭出,政府官员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大不如前,官僚职业似乎一夜间失去了往日的魁力,许多有抱负的大学生已不再象以前那样看重官僚的生涯了。现年21岁就读东京大学法律系的中村正说："直到去年,我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就是能成为一名政府官僚,治理国家。如今,一心想毕业后成为官僚的人数急剧减少。在当今的日子,人们已不再将官僚职业视为最有诱惑力的职业了。"据称,法律系一直是培…     

英国革命、司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的宪制意义

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是英国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将其作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审判本身的宪政意义.英国内战解决了主权归属的问题之后,革命者通过常规司法审判的方式清算了查理一世的内战罪行,创制终结君主豁免的先例,明确了国王在宪政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常规司法审判清算旧政权下的专制王权,其官僚制色彩能够避免革命的暴力与意识形态之争摧毁常规国家建构的进程,从而有助于绝对主义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型.     

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

科学技术的进步 ,导致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进步 ,要求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的发展 ,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官僚制组织是工业化社会“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提出“变形组织” ,旨在集中概括知识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组织原则 ,组织运行机制与特征 ,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近代官僚私人资本发展轨迹问题浅议

近代中国的资本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部分即官僚私人所持有的资本。这些资本同国家资本相比。由官僚私人所拥有,名义上属于私人资本;同普通的私人资本相比,这些资本却可以进入到一般私人资本无法进入的国家管制领域,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寻租。晚清民国时期,官僚私人资本经历了从产生到兴盛再到最终灭亡的发展过程,通过总结百年官僚私人资本的发展轨迹,探求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建立健全政府审计问责机制研究

责任监督是政府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建立健全审计问责机制,是国家建立责任政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之需.从责任监督、责任评价及提出责任追究建议的问责角度看,政府审计的问责机制框架应该由"问"、"责"和"制"三方面组成.关注政府责任是政府审计的始终要求,政府审计问责的边界、深度应随着政府责任的扩充而日益丰富,其最大效用是促进政府达到善治的目的.     

现代官僚制的道德责任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阿伦特道德责任观的视角

阿伦特在提出“极端的邪恶”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过程中,又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强调政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追问个人与集体在纳粹罪行或者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问题,揭示了现代官僚制的伦理问题,为如何平衡现代官僚制下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关市之征与鄂君启节

春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者要"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民间商业就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当时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